八十岁写《李敖风流自传》，年轻时爱吹牛风流隔窗唱小调
台湾作家李敖自称年轻时吹牛风流事多
一百岁前的八十感言
因为我立志要活到一百岁，所以在八十岁时写这本书，好像太早了一点。但是八十总是一个关卡，要定性、定位，总不失为一定局。八十以后，所作所为无非就此定局，锦上添花而已；所以，一百岁以前的二十年，只是花团照眼，其为锦簇，八十以前早定之矣。
于是，几经犹豫后，我还是决定写这本书，给我一生做一前瞻和总结。前瞻一百，总结八十，除非我一百以前讨逆、讨姨太太，活得不厌烦了；我一生的定性定位，趁八十生日就此打住。我要用我的八十定性、定位，显灵给人，使人感到，后世的子孙，很难想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这是我一百岁前的八十感言。在我文章和讲话中间，我有个习惯，你可以说是恶习，就是要随时插播吹嘘自己。插播以后，又回入正题，讲话与常人无异。全世界最习惯我这种习惯的人是赖岳忠，开玩笑说，赖岳忠是我的“御用摄影家”。他随我的便，发现我一插播，他就喝口咖啡，见怪不怪，面露笑容，静待歪风扫过。陈文茜说能够以欣赏态度看李敖自我吹嘘的人，是“有道之士”。她有时候是有道之士，有时候不是。
我吹牛，因为你沉默
我承认有些人了不起，但他们活在我活的时空里，不会凌我而上。王阳明说他做圣人，他做不到；但圣人做他，也不会超过他。真相在此。我一生的“苦心焦思”、一生的“困学纪闻”、一生的“没个商量处”、一生的“虽千万人，吾往矣”都是我“综合爆发力”的张本。因此在八十前夜，我写下这本书“自大其身”。清朝学者李塨说：“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一生朋友不多，也不花时间招朋引类，所以“自大其身”，全靠自己吹捧自己。吃不消我自吹自擂的人应该惭愧，你们本该替我吹的，但你们闪躲，我就只好自己来了。我吹牛，因为你沉默。
吹乎哉？不吹也！
改写《论语》一句：“吹乎哉？不吹也！”我生也野狐，死也野狼。“自大其身”的不朽，全靠自己野牛的牛X。不过牛胖皇俏夷志缡降男传，实际上，我是货真价实的。我有真功夫、有硬里子，我的程度，迥非世俗所能测其浅深。我留下这本书，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不全是写给世俗看的，我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秘密”，不无自藏自珍之意。宋人的诗说“半是浓妆半淡妆”，是浓是淡，随我高兴，不化妆素面朝天照镜子，也是自得其乐。虽然事实上，我很少照镜子，因为我怕看到镜中人，他是文化恐怖分子。
综合一下我的“伟大”
我以自得其乐的心境写这本书。我笑对李戡说：“妈妈认识我三十年，她的最大本领就是知道我伟大，但不知道我多伟大。”如今，我要综合一下我的伟大。八十年了，我要用这本书，综合一下我的伟大，无惧于读者又喊饶命了。有个陈文茜，她看来是最能欣赏李敖自吹自擂而不以为苦的人。文茜说能欣赏李敖的自我吹嘘而不以为他在吹牛的，是具有智慧的读者。陈文茜自结识连战、郭台铭，说了很多错话，但这次说对了。
五六百字的神通
别人老了会啰唆，我老了却怕别人啰唆。我的书，除小说外，一律长话短说了。任何大道理，都限定在两页红稿纸上说清楚。两页是六百字，标题不算，大概用五六百字畅所欲言。五六百字一定足够了，我是大手笔呀！一个主题，用五六百字还说不清楚的，要打倒它。一九四四年，诺曼底登陆后三天，二十四岁的英国诗人凯斯·道格拉斯（Keith Douglas）阵亡了。他在死前三年有诗预告：Remember me when I am dead/and simplify me when I am dead．Simplify （简化）的第一篇乃从形式开始，用五六百字决定内容、浓缩了形式。也许沙丁鱼不赞成，但罐头不容分说。五六百字的神通，化为几百个主题，写《李敖自传》。鸡零狗碎，您老写的是哪门子自传？答复是：我写的就是鸡零狗碎的自传。
跟自己聊天
这本书，用语活泼，上天下地，随意为之，主轴是我八十年来的一些杂感。这些杂感有些该是高朋满座时聊天的，但我息交绝游已久，每天都是一个人在大书房里盘踞，虽没神经到喃喃自语，但万念俱灰的局面倒匆匆来去。有些念头被我钩住，就跟自己聊起来了。实际都是自说自话、自问自答，有时也会“自讼”、跟自己抬杠，当然赢的还是自己。老子说“自胜者强”，他“自胜”的意思跟我不太一样。我看他的“自胜”，是跟自己过不去；我的“自胜”，是说一个我好、另一个我不好。最后好的我赢了，自圆其说后，我理直气壮，全身统一。
“三不朽”中的我
古人讲“三不朽”，有三方面：立德、立功、立言。先说立功，台湾太小了，无功可立。再说立言，在立言上，我一直被奉为大写手，不分敌友，对我的健笔如飞，皆无间言。在写的字数上，从梁启超到胡适、鲁迅，都不能跟我相比。我的《李敖大全集》，早在一九九九年就出到四十巨册，早都压倒群雄。一九九九年后十六年来写的还没计入。虽然在立言数量上我如此拉风，但奇怪的，我每自吹自擂、排起顺序来，却总把“立德”排在“立言”前面。换句话说，我一生自憙我人格的伟大，乃在文章的伟大之前。
一些浅人（包括所谓正人君子）听了，有的会奇怪，会发笑，为什么你李敖不以文章盖世，却以人格号召？答案是，眼观天下，我在人格上，的确雄踞第一，因为我有“大人格”。
“大人格”
早在一九八一年，我就提出“人格的两层面”的说法。什么是“人格的两层面”？第一层面是“管仲的层面”；第二层面是“匹夫匹妇的层面”。“匹夫匹妇的层面”是小市民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层面，是依附权威的层面，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层面。“管仲的层面”是大人物的层面、是特立独行的层面、是大无畏的层面、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层面。这种层面所表现的人格，叫“大人格”；“匹夫匹妇”所表现的，叫“小人格”。胸怀“大人格”标准的英雄豪杰，都会长期遭到舆论、谣言、群众、世俗的打击。
所以，“父子责善”的贤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弟死不葬”的志士张良，社会说他不仁；周公旦被诬不利孺子；直不疑被诬与嫂通奸；马援被诬贪污；袁崇焕被诬反叛；张自忠被骂汉奸，蒙羞六七载；岳飞不得昭雪，沉冤二十年……
多少大丈夫，在“小人格”标准下，都变成了“人格有问题”的下三滥。虽然这样，以“大人格”期许的志士仁人，也不会怀忧丧志，因为他们把握了大规迹。我们不要忘记：在举国滔滔，为阉党拍马祝寿的时候，顾宪成不肯签名，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社党攘臂欢呼的时候，艾德诺（K.Adenauer）不肯妥协，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时候，有人敢捋虎须、敢浇凉水、敢扯后腿、敢跟他们不合作，这是何等人格！
和这么多人为敌
一九八七年四月一日，邓维桢写信给我说：“和这么多人为敌，我真佩服你的勇气！这不只是敌人多而已，而是许多朋友会因你树敌太多而不敢和你做朋友。”不过，从谑画的角度看，我这种四处树敌的作风，岂不也正是检验“朋友”、验明“朋友”的好法子？如果“朋友”是这样伪善、胆怯、骑墙、闪躲，这种朋友，也真可有可无了。我常笑我自己说，别人整天做公共关系讨好人，我却整天破坏公共关系批评人；我的敌人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窝窝出现，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多出一窝敌人，我真“阔”得很呢！我为什么这样与人为敌？因为我争是非、不讲俗情、不肯做乡愿。我的敌人十九都是小人，如果我的朋友不勇于做君子（战斗性的君子），不敢和我做朋友，我觉得我该就此人我两弃，也不错啊！王尔德（O.Wilde）说世人都疏远了我，而仍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年纪越大，越觉得他这种严格的择友标准其实还不够。我觉得该改为：我疏远了他们、他们仍挺身为真理而公然站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看来我悬格太高了。
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
我托难友刘辰旦代我自西泠印社标到郭嵩焘的一副对联。郭嵩焘被我佩服的一个特点，是他为了爱国，竟被国人诬陷为汉奸，牺牲了自己的名誉。在国民党的长年统治下，花样更多了，斗倒又斗臭的技巧细腻多了、匿坏多了。例如国民党会用法院判决来斗臭你：国民党用法院判决诬陷李敖对萧孟能侵占财产，这种诬陷一直跟着李敖，甚至传到大陆，给大陆一些妄人人云亦云之资。原来台湾这边国民党都不吭声了，大陆那边还有妄人摭舍国民党斗臭故伎呢。我写过《论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就特别点出这种，这是郭嵩焘时代更遭遇不到的。所谓“牺牲自己的名誉”，情况不止于郭嵩焘式遭遇和李敖式遭遇，还包括别的。
几十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条出头管道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管道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耍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制造新闻性引人注意，但一有新闻性，大丈夫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与形象了。新竹市长施性忠被李登辉等迫害下台，他在印信交接上耍尽花招，使朝中恶人大窘，但他自己也饱受中伤，虽然他一派风流。他坐牢时，太太庄姬美陪我探狱，隔着铁窗，他还对我唱个小调呢。我当时大笑，站在一旁的禁子牢头板着脸看我们，一定奇怪这些名人在牢里还这样满不在乎。（澎湃新闻，选自《李敖自传》李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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