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时期的军机处，大臣野心滋生扩张曾威胁着清初皇帝
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在朝堂上红极一时的和珅的职位就是军机大臣。
传统中国内廷的实质，对于带来这里所描述的变化至关重要。在18世纪的内廷，皇帝的意志——而不是行政法规——乃法律。这给予促使军机处成长的许多因素以自由空间，比如保密性、法外活力、兼职、官僚网络、信息接触、职责增多、通信监管以及免于繁文缛节。另外，还有时代的特定条件，例如乾隆时期的战争，以及皇帝对巡幸的喜好。帝国两个主要民族——满与汉——在这一首要统治机构中的混合，削弱了满人自身固有的权势影响，而这曾威胁着清初的皇帝。最后，尽管证据还嫌薄弱，但可以推测出，大臣们的野心在军机处的扩张中是一个重要因素。下面我将进一步描述这些在乾隆时期促使军机处成长的重要因素。
《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著，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保密性
保密性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军机处的活动深藏于内廷。在早期，军机处的成绩大多数不外露，不为一般人所知，不在邸抄上刊出。军机处的通信将局外人拒之门外。当军机处增添了一个新的调查问题或承担了一个新的职责时，外朝官僚不一定能观察到这些变动。因为正在发生什么几乎不为人知，军机处及其活动几无反对者可言，鲜能招致非议。
迹象表明，时移势易，内廷某些领域的保密工作办理不善，例如人事报告不再坦白直言，且更为程式化，失去了自然、率真，而过去是向雍正皇帝直言不讳地鉴别人选的好与坏（第一章描述过），例子参见（台北）“宫中档”嘉庆朝奏折003519，嘉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梁肯堂奏折。对内廷严重泄密表示不满的上谕可以在《清高宗实录》卷963（页17-20）找到。同时，在内廷的秘密范围内，军机处能够监管并掌控重要的职责，尤其是通过两种通信体系。即便是许多以前作为最高机密的奏折现在也交付了外朝，不必再“具题来”，也还是能做到机密，因为除非皇帝专门下令，否则奏折内容不能外露。
军机处有自己的档案——只有军机处人员才能接触，并在方略馆有自己的出版人员。使用自己的记名名单也就是职官候选人名单，军机处控制候选人的做法可以得到保密。内廷保密性包围和保护着军机处，并提供了一个起遮蔽作用的帷幕，使人难以看清军机处的成长。
清朝军机处离权力中心养心殿只有短短50米。
内廷的非正式性与法外活力
软弱的雍正内廷机构在乾隆初年得以统一，它们的脆弱也从而转化为一种优势，因为在当时，其他大多数官僚机构都须服从行政法规，这些则例规定了职责，明确了人员编制，内廷却无此等拘束。尽管法定的外朝组织能够并且确实随着时间而变，但它们的革新不会轻易得到批准，而且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革新通常是在中央政府多级辩论商议之后才能确立。然而，对于军机处这样的内廷机构，改变则是比较简单的事情。改革通常只在内廷讨论，而且只要能说服皇帝，就可以立刻得到批准。
军机章京的早期成长就是一个例证。在18世纪，新的军机章京人选通常由军机大臣上奏片提出，经皇帝批准任命。但是这些奏片既不向皇帝介绍情况，也不向其他大臣或官僚披露任何可能引发广泛讨论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当时没有任何章程规定章京的数目；与其他部门不同，对于章京的任命无须皇帝亲裁；章京总人数正在增多，汉章京人数增加比满章京要快。这些信息都极有可能出现在外朝的书面议覆或当面的议奏中，但实际上并没有。自从嘉庆改革规定了只有三十二名军机章京之后，军机大臣请求增加更多章京的写法就有了不同，这些请求注意到了新的法定限制，并为每一次增员寻求理由。
但目前我们能知道的是，内廷章京的增员依旧没有广受争论。即使是在嘉庆改革后，要改变内廷无非就是军机处提议、皇帝批准而已。如此一来，内廷的非正式性使其变化和发展轻松自然。雍正皇帝用以控制他的内廷机构的一种办法，即分隔它们，使其软弱无力，在乾隆朝及以后却作为一种法外活力协助了军机处的扩张。
兼职
内廷扩张不受外朝反对的影响，部分得益于军机处结构的另一特色，即军机处自己几乎没有实缺。它的中层和高层成员都是兼职的，当军机大臣与章京在军机处当值时，没有将他们在其他机构的本职取消，而是继续拥有这些职位。（我们所见张廷玉等人就是这种情况；例外的是，升任大学士的军机大臣常常会升至更高的兼职职位，即管理部务。）由于有着兼职的机制，某些部院的外朝职责就悄无声响地进入内廷的权限内，已到军机处任职的官员在他们的新办公地点，继续处理他们本职机构的一些业务。兼职就这样以又一种方式帮助了军机处的成长——它将业务转移到军机处，并将军机处持续的壮大伪装了起来。
通过官僚机构联系一切
兼职与人数众多、忠心耿耿的原任军机章京群体结合在一起，给成长中的军机处带来了与整个京内外官僚机构有价值的联系。到乾隆皇帝统治晚期，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可能牢牢兼掌了五十个以上的京官职位。此外，那些在军机处任期结束的章京，大多数擢升至外省知府及以上的美缺。章京于京城在职训练仅一些年后就提升职位，这一做法看似很“短视”——似乎军机处将自己富有经验的中层侍从拿掉了，但通过这种方法，军机处将有内廷经历的人置于地方职位，军机处的人脉因而遍布整个国家。原任章京成为军机处网络的一部分，他们所提供的关系在需要时能派上用场。通过这些联系，重要的人脉横向进入多层官僚机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军机处在政府中一向的纵向发展。
信息接触
军机处人员的兼职带来了许多有利条件，最重要者之一是能够接触到信息。内廷存储档案信息含量很大，但还是不能容纳京官处理过的所有信息，军机处辛苦劳作的工作人员也不能处理外朝主办的所有文件细节。军机处正在成长，但许多中央政府业务继续由传统的部院处置，只有皇帝的高级枢密班子提出要求时，外朝档案的内容才向他们开放。军机处档册中到处都是奏片, 所报告的信息就是从在京各机构获得的。因为有着兼职，这就确保了军机处不仅能看到它自己信息丰富的文件，也可接触任何其他机构的文件。
军机处的职责
毫无疑问，军机处所获得的大量新职责是它成长的一个标志，这反过来也促成了它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这难以用详细、精确的词汇进行分析，因为它治下的许多领域是逐渐发展丰富的，而不是从其他部门职能整个转移或新近创立的。而且，由于这一内廷枢密班子是非正式组织，没有法定地位，这也成为研究的障碍。虽然有些职责早已转移到了内廷，但法规还是常常将此归于外朝机构名下。例如，在会典和会典事例中，军机处监管出版的许多职责继续开列在翰林院的名下。因此，将军机处的前身机构在雍正朝及军机处自身在乾隆朝所获得的职责，与更早的康熙晚期内廷的情况进行比较，尽管值得做，但无法全面铺开。
大学士等在监管官方出版中的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康熙时期有数个出版项目，特别是经书类，它们的编纂班子包括了大学士，并且这些人中的一些身负内廷任务。然而，第七章已表明，一旦军机处成立，军机大臣常常奉命监管官方出版。因此，在这前后两个阶段，许多官方出版的监管工作都是由内廷人物主导的。真正的变化似乎只是语义上的。
事实上，这前后两个阶段存在着重大区别。与内阁的编纂班子成员不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未进入内廷、全职效力，军机处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内廷机构。当军机大臣监管出版时，他们是站在作为皇帝的高级枢密班子成员综揽内廷各项事务的高度行事的。而且，除了内廷出版监管者有变化外，强大的军机处在出版物的类别划分上以及与外朝的合作方式上也都有变化。例如，在乾隆朝，军机处越来越关注一种再度兴起且日益扩大的类别——方略，这是利用内廷档案编纂的。此外，军机大臣也监管着国史纂修的准备工作，并热切从事满洲人历史的出版。
可以说，康熙时期有些内廷人员以他们在翰林院的地位，甚或是以内廷侍臣的优势地位承命涉身官方出版工作，而到了乾隆时期，内廷在这一领域的职责得到了极大发展与丰富。此时许多业务的监管出自内廷，一些有着内廷编纂人员，而有些书籍的整个编纂过程全部是由内廷提供保证并在内廷完成的，所有这些活动都由一个大规模、统一的组织支撑着。
在有的情况下，职责转移有着不同的方式。例如，为修订律例，雍正皇帝于雍正元年就要求内廷和外朝机构荐举人员。最后他选择了内廷侍臣朱轼以及三位不在内廷效力的尚书，组成一个监管修订的班子。然而，乾隆朝伊始，新皇帝指定总理事务王大臣负责这一任务。结果，这一内廷机构就一直认真审议该问题上的各种建议，并对那时开始实施的律例做进一步的修订。
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正式设立“军机处”，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十年(1732年)，改称"办理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等，均为兼职。乾隆帝时期复设军机处，从此成为清朝的中枢权力机关，一直到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责任内阁成立后军机处被撤销。
通信的扩张和规范
在军机处成长过程中，通信管理是又一极为重要的职责，因为它是将新的问题转移至军机处的又一途径，使得军机大臣可以接触到皇帝治下除最高机密外的所有文件。此外，内廷众成员可能在通信方式的改变上有发言权，从而增强了他们对政策形成的影响。到了乾隆朝，内廷通信的构成远远超过了康熙时期旧有的。康熙时期一些京内外大员只是偶尔使用奏折与他们的统治者联系。此后外省所上奏折急剧增多，在乾隆一朝就可能增长了两倍，达到了康熙末期的十倍。力求规范是奏折体系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许多是为了“画一”起见，要求经常奏报新的问题。
当军机处成功地应对如潮水般涌入内廷的文件时，它的扩张也就随之发生。一套档案记录制度得以创立，包括了录副奏折，还有数以百计的档册，以保存谕旨、京官奏折、奏片等。经常要用到的档案成为清中期所建立的定期备份方案的目标。这些业务需额外人手：有时会借用内阁中书抄录档册。其他的扩张发生在乾隆初年奏折制度成为正式制度之时，文件不必再具题而直接交发外朝，自然也不必再绕开部院。此种高效使得该体系更有用，也因此鼓励了它的成长。到乾隆初年，军机处也监管本章制度中的文件。
渐渐地，两大主要通信体系所涵盖的、上呈皇帝的许多问题，令军机大臣和章京接触了大量的信息，这也迫使他们开展更多的调研，发展许多领域的专业知识。最重要的是，政策制定的关键性工作包括了调研、议覆及撰拟谕旨，使得军机大臣能够影响政策。就这样，文牍的膨胀不仅提高了军机处处理它们的能力，也帮助了军机处的崛起。同时，因为皇帝毕竟是“孤家寡人”，他不再能够继续完全掌控全部的公文，这种对皇权的侵蚀也有助于军机处的成长。
新近组织起来的军机处档案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它既为决策提供了政策背景，也有助于出版工作。通过兼任的编纂职位以及军机处自己的出版部门——方略馆，许多军机大臣作为乾隆朝基于档案发展起来的文学事业的领导者，取得了突出的文化地位。有了这一成就，军机处就在内廷成功地复制了传统外朝所关注的四个方面：行政、通信、档案、出版。
不拘于繁文缛节
在早期，军机处的活动不受繁文缛节约束，这也推动了它的成长。例如，为了便于高效浏览，随手登记档没有遵循丝纶簿以皇帝为中心的做法。如果军机处的随手登记档也这样做，就要将所有皇帝书写的字（例如不重要的旁批）都抬至页面的最顶端，而具奏人的姓名——对于浏览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信息——就要出现在不易看到的位置，丝纶簿就是这样的情况。而在随手登记档中，皇帝的朱批位于页面中间，具奏人的姓名靠近页面顶端，用醒目的字当标题。虽然随手登记档奏折条目一般都以“朱批（某人折）”开头，以彰显处处以皇帝为中心，但这一做法在皇帝幼冲及有的时期——如乾隆和嘉庆两位皇帝共同统治的嘉庆元年至三年（1796-1798年），这时似乎不希望让人清楚地知道批示来源 ——被遗弃。不再明确标注具奏人姓名，也无任何“朱批”的字迹。
另一种免于礼节约束的例证在于奏折不用印。这意味着奏折可以在中国新年的封印期间奏报公务，而因为要求在处理过程中用印，大部分的题本在封印期间无法办理。例如，乾隆十四年除夕申刻（下午三点至五点），乾隆皇帝已经“搁笔”了，但面对来自前线、当天晚上抵达的紧急军情奏折，他并没有遵从习俗,还是动了笔。
过去常说，甚至是在奏折体系中，中国新年也是神圣的，不必办公，“随手登记档”中这一天喜庆地标记为“太平无事”。我注意到在早期的“随手登记档”中记载有这一令人舒适的字眼，而到了19世纪，这一表述更受尊崇，这些内廷侍从否认已是频仍的内部叛乱与外部入侵。一年之中还有数个此类的场合，碍于礼节不能使用题本，但内廷通信系统并不受影响。内廷通信不用印这一新颖之处使得它不受这种礼节的束缚。尽管题本也有应对紧急情况的方法，但奏折不拘泥于繁文缛节，在战争等危机发生时大有用武之地，因为这时是不能有丝毫耽搁的。
乾隆时期的战事
乾隆时期的紧急事件也促成了军机处的成长。在18世纪政府关切的所有事件中，战争是最需要有一个高效、266秘密行事的内廷班子的。涉身一阶段的许多军事行动，每次都表明了一个高效的内廷班子的重要，能全面负责军事战略、人员调度、各军队行走路线、战争用品采办、驿传体系、补给线及政策研究。军机处自己处理了其中的许多任务，有的则与其他部门协同处理。一些军机处成员作为将领被派往前线。乾隆时期对于帝国边疆部族和邻国——前者如台湾、四川西部和西北，后者如安南、尼泊尔——的许多军事远征一再表明了军机处的有用。除了前线的英勇作战外，每场战争的胜利都有赖于军机处坐镇京城的稳妥处置。
到处巡幸的君主统治
乾隆皇帝喜好巡幸，这也迫使内廷不得不成长。当皇帝一行从北京出发时，军机处不得不简化自身的办事程序，安排少量人员，携带少量档案。必须精确计算出巡时所需物品，以及什么可以留在北京。所带档案必须足以处理政务，同时也不增加载运负担。基于同样的考虑，所挑选的人员要能胜任工作，同时不能令行进中皇帝队伍的营帐、车辆和船只拥挤。对于在京值班者必须做好安排，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处理必需的往来通信。
乾隆皇帝通常每年都有数次出巡。许多路途很近，是到圆明园或北京南面不远的狩猎之地，但有的——比如到中南部的沿海省份——是涉及两三千随行人员的重大远行。这些都要求早早提前安排。军机处的小规模、掌握丰富信息的人员以及高效率的工作方法，完全适应乾隆皇帝四处巡游的君主统治的需求。每一次成功安排巡幸都证明了军机处的有用，这是又一个刺激它成长的原因。
军机处满汉混合
这一帝国最高统治机构中的满汉混合也促成了它的成长，通过减弱旧有的满洲王公显贵在治理上的优势，使汉官能在政策决定中发挥影响。尽管内廷的民族区分在诸如皇帝的侍卫和内务府等机构中仍很突出，但这在军机处已大大削弱。满汉军机大臣每日早晨一同进见，一整天都共同办事。在乾隆时期，两个汉人出任过领班军机大臣，还有的人极具影响力，其中最早、最有名的是张廷玉。旧有的、作为战争与媾和的主要建议来源的满蒙议政王大臣的排他性权力，被民族上混合的军机处所取代。军机处的满伴负责处理纯粹关乎满人利益的较不重要的事务，比如八旗生息银两、荣誉和赠赏、个人离职等。权力得到增强的汉人出现在内廷，极大地方便了军机处许多职责的处理，尤其是大规模的汉文出版计划以及对于广大外朝人员的监管，因为这些人中汉人占优。最为重要的是，此时汉官对于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发表意见，包括军事问题。一个强大的机构若仅由单一民族人群居主导地位，就会造成派系对立，而一个民族混合的机构则能够发展壮大而不招致对立的民族结盟的攻击。
大臣们的野心
难以透过以皇帝为中心的文件来评估军机处成长中大臣们的野心所起的确切作用，因为军机大臣的贡献极难辨晰。然而，在军机处权力崛起的背后，大臣们的强力推动还是可以从数个方面得到揭示。例如，雍正皇帝去世后内廷的迅速统一——对于服丧期不改父道来说，这种急促显得不合时宜，这似乎是大臣们急切地想要利用皇帝之死来实现心存已久的计划。而且，在这一过渡期，内廷诸机构得以统一，与过去服丧期允许它们继续保持分立状态的做法不同，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作为似乎表明他们对自己机构的长远未来很有信心，扩大活动的范围并规定了很多办事程序，使得这些到服丧期结束时难以取消。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用本书中描述到的更早些时候（明朝）某些对变革模式的有意识追求，作为对当时（18世纪）有限资料的补充。明朝的大学士，存在着从明开国皇帝（1368-1398年在位）所任命的非正式侍臣的位置，向明中晚期健全组织的转型，而清中期军机处的成长显然与之相似。历史不会完全重复。但是军机处使用某些原有的、富有成效的办事程序——他们的历史知识必然令他们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与明朝的经验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是有意识地努力去复制在上一个朝代所使用的成功策略吗？我们不能肯定，但存在着可能性。例如，同清朝军机大臣一样，明朝的大学士开始也是被任命的非正式内廷人员。而且，如同军机处前身机构中的最早文职成员一样，他们也是兼职，这就使他们得以进入京内外的官僚机构。到明中期，大学士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权力就是监管最重要的通信体系——题本。
在清朝，大臣们的军机处扩张方案可以解释为什么皇帝的工作议程中塞满了大量的琐事，从而侵蚀了皇帝处理重大事件的能力。档案中到处都是皇帝要办理的不重要事情的往来通信。例如，直到乾隆三十多年，每一例分发和更换递送奏折的报匣都仍要上呈皇帝批准，尽管到那时，军机处及其雍正时的前身之一已有三十多年应对这样的平常事件的经验。而且，在巡幸计划的每个阶段，都会定期将最琐碎的细节上报皇帝。
新出现的以及不适宜的问题也常常添加到奏折中，而这是皇帝要阅读的。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一道上谕要求讨论各级官府如何使用心红（印章要用到），并要呈览皇帝。对此的讨论规定不仅使用心红要上报，而且每年所得到的数目也要上报，这一建议肯定会增加皇帝不必要的文牍量。
有一次，有人请求澄清地图上的两个地名，面对这类细屑事情，乾隆皇帝得批准一正式廷寄上谕。官员们面对朱批，常常要用奏折回奏，而这反过来又带来新的朱批。因此皇帝别无选择，只能阅读或至少是浏览长篇文件，并且要在每件写上简短批语。有时，皇帝需要面对成堆的阅读材料——比如，准备出版的内廷材料的每一卷都要征得皇帝的同意。军机大臣可能故意将不必要的业务堆积如山，这样皇帝就无法很好地处理重要的事宜。 （摘选自《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美】白彬菊著，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白彬菊（BEATRICE.S BARTLETT），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1945-1949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学习历史，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即致力于历史教学工作，1949-1966年一直在高中教历史。后来发现当时美国人对亚洲历史和亚洲社会缺乏了解，故从1958年起开始教中国历史和印度历史，并于1960年赴印，在那里教了半年世界历史和印度历史。1960年第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国古代史，师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德里奇(L.C.Goodrich)。自1966年起开始学中文，1967年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要攻读中国史、日本史和印度史。1970年获M.PHIL（硕士）学位。
她为完成关于清康、雍、乾、嘉时期军机处的博士论文。决定来中国查阅资料、从事研究。由于当时不能来大陆，于1970年去了台湾。在台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清代档案，撰写了许多文章，将清代档案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1980年获PH.D（博士）学位。1985年，她非常荣幸地应邀来华参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馆60周年馆庆纪念活动，并参观了西安、成都、广州等地的档案馆。1991年出版了《君主与大臣—中国清代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一书的精装本。由于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又于1993年出版了该书的平装本，这在美国是一种很大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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