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民众精神
一般来讲，“国学”概念始自晚清，之前习称“汉学”，它的兴起源于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冲击后自我身份认同意识的觉醒，代表了对中国自身文化拯救与保护的强烈呼号。“国学”乃一国之学，而不是过去的万国之学、大中国或中心之学。
将中国酒与西方酒进行了本质的区分。中国酒是万国之中的“一国之酒”，与西方酒文化精神有着本质的区别，代表的是中国酒文化自我身份的独特认同；另一方面，国酒的“国”字代表了国人潜在的独立文化认同意识，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民众精神和酒文化精神。
一、 酒文化与国学的深刻互动
（一），中西酒文化之异同。
从酒文化源头上讲，西方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展现的是与日神完全相反的精神。在西方文化体系中，日神精神代表着光明、伟大、清醒的理性精神；酒神代表的则是阴暗、忧郁、狂暴、解放、自由的悲剧精神。如果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化约式比较，那么儒家的入世、进取、慎独代表了东方的日神精神，而道家守雌、退让、逍遥、纵情则为东方酒神精神之特征。
从酒与民众精神连接上讲，中国的酒文化归宗于“天人合一”。“天”在中国古代意指“上天”、“神明”，更是生态自然的化身。所以中国的山水画，人多是众山之中的几个“小不点儿”，所谓“人如豆”；而西方油画的表现手法则完全相反，人在前成为主体，山在后，只是点缀。这是东西方文化旨趣的根本不同点。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文化以两河流域的土地文化和农耕文明为根，认为人在自然中可嬉、可游、可玩、可赏、可饮、可卧；西方大体上属游牧民族，征服意识极强，认为自然是人类的敌人，人类必须征服自然。然而，“天人合一”在饮酒之后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酒是消除“天”和“人”冷静地对立着的重要元素。
从饮酒风格上看，中国人饮酒在一个“豪”字，西方饮酒在一个“品”字。中国的文化以酒为触媒。换言之，酒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和谐因子，是融洽氛围的催化剂，重视的是“仁者爱人”的二人关系。在这种文化体系中，但酒本身是否昂贵并不特别重要，正如“宝剑赠英雄，红粉送佳人”，不在乎赠品贵重与否，关键是“礼轻情意重”。两个老朋友见面，主人拿出一瓶“茅台”，说明两人关系的“厚重”；但拿出“二锅头”也没有关系，“只要感情有，什么都是酒”。而且，中国人喝酒讲究一个“豪”字，一饮而尽，尽情而豪爽。这种“豪爽”不在于饮酒本身，而在于情感沟通与表达的酣畅程度。
而西方文化以骑士文化为主，对物质的尊重表现得很“绅士”，对酒更多是一种珍视，慢慢品味，细细斟酌，这种珍视源于物质基础最初的相对匮乏。
中国是经济繁荣较早的国度。1820年以前，中国的GDP一直是世界第一，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人口较少，得益于大陆文明和农耕文明优势，酒的生产比较发达；而西方的骑士，只有攻陷一座城市才能拿到一窖好酒，然后大家均分出来慢慢品尝，这种饮酒风格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
反映到文学作品上，中国的豪饮是一种人性的释放、友情的宣泄譬如李白“斗酒诗百篇”、《水浒》里“三碗不过岗”等，俯拾皆是；而在希腊经典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描述则不多见，尽管《荷马史诗》中也有饮酒和酒后醉态的描述，但是并不普遍。
另外，中西方酒文化的不同，还跟人际交往有关。中国的人际交往以男权为中心，主要是男人之间的“游戏”；而西方的人际交往则男女兼重，绅士或骑士为女士引路、开门、女士优先等尊重女性、保护女性的行为很受推崇。这一点反映在酒文化上，相对“阴柔”的东方文化却更强调雄强，高头大马的西方骑士文化，却更强调温柔。
（二），国学视阀下的中国酒文化。
中国酒文化博大精深，一是历史悠久，二是辐射面极广，自古大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学、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无不与酒有关。因此中国不乏酒仙、酒神，同样也不缺乏酒鬼。
中国关于酒起源的传说很多，猿猴造酒（唐人李肇所撰《国史补》）、酒星始酒（《晋书》）、仪狄作醪（《吕氏春秋》、杜康酿酒（《战国策》）等等，总之，酒文化在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生活在公元前7000多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老祖先已经开始发酵酿酒了，发酵酿酒地点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帕切克? 格文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最早掌握了酿酒技术，它将中国酿酒史往前推了近4000年，比中东人早了1600多年。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也很丰富；而西方酒的历史不过2000多年，文字记载相对匮乏。
中国的民众精神、文人精神、武士精神，其形成跟酒文化都有着密切关系。中国酒尤其是白酒，具有水的形态、火的性格，饮之犹如烈火烹油，让人热血沸腾。“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个悲壮场景怎么能没有酒？！中国的诗魂跟酒魂更是密切相关，没有酒魂，就没有中国的诗魂。因诗人饮醉而获得艺术的极大自由，从而解脱日常生活面具的束缚，获得艺术喷薄而出的创造力——李白、杜甫、陶渊明等大诗人的饮酒诗不胜枚举，很多优秀诗作都是在微醺状态下完成的。唐朝诗人李白《月下独酌》：“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而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等豪放悲怆名句的诞生，说明历代诗人往往在酒中才能创造出“不平则鸣”的文学佳作；“书圣”王羲之微醺之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可以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一种精神自由和解放，酒恰恰能促使艺术家解放思想、打破桎梏、放飞思维，把自己的真面目、真性情、真血性体现出来。如果创作者本身被条条框框的日常理性思维所束缚，是不可能通过艺术感染别人的。
酒文化不仅与道家精神密切相关，跟儒家也同样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孔子对于饮食非常讲究，每次宴会都要喝酒，但是他“唯酒无量，不及乱”，讲求中和、中道和中庸。更深一层看，酒文化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要的内容，涉及到各种制度礼仪。“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的酒神精神不是搅人心智、勾人心魔之药，而是“克己复礼”的“礼乐”智慧置之制。孔子“不及乱”是一种礼，古代的礼器中，酒器占了很大的比重。我最近去安阳殷墟考察，见到“妇好墓”有一种“爵”，容量大约有八两到一斤，应当是为壮士壮行的酒具，上面左右有两个勾可以让壮士把胡子挂上去，然后才一饮而尽。估计当时是醴醪等之类的发酵酒，酒精度数比较低。
中国的酒神精神，跟中国的礼教文化紧密相关。关于“礼”，在“五四”时期被严重误读，认为“礼教吃人”，这是疑古派对先秦文化的误读、误解和盲目否定，最终是无效的。其实如果不了解酒，就不了解先秦文化，也就不了解春秋战国，乃至于不了解夏商周。同时，不了解酒，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中国酒文化于民间文化源远流长，“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欢，无酒不成礼。”——无论婚丧嫁娶、择业升迁，还是生儿育女、祝寿归天，以及祭祀神灵、敬仰先人都离不开酒。酒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有着双重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从日常生活延伸到最高的精神生活中——“五常”。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现在仍然是中国思想文化中很重要的内容，与酒文化在另一个层面相关联：
“仁”，在中国酒文化中，重点在于 “二人关系”的传达。无论长幼、尊卑、贫富，酒都是情感沟通最恰当的工具，甚至不可替代。即使双方有恩怨、隔阂，也可以在礼仪之酒的对谈中化解，最终达到情感交融。
“义”，在酒文化中体现得最直观，《水浒传》里英雄的侠义肝胆，无酒不成。“壮士一去不复返”，无酒不成。关羽“温酒斩华雄”凯旋归来，无酒不成。
“礼”，在古代礼仪文化中，酒是大礼，是规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包括饮酒时位置怎么摆、座次怎么排，君王、大臣、将军、文士谁先饮、谁后饮、饮几杯等等，无不遵从严谨的等级秩序。而且还制定有一整套的饮酒规范，要求不能饮酒乱性、犯上作乱，这跟西方的狂欢节的纵酒着乐截然相反。古人祭祖、祭先人、祭神明等等，必有一杯清酒、一盘素果。富裕人家，还要切上一小块儿肉。皇家帝还会把祭食拿回来，作为赏赐。可见酒文化在中国古代是祭祖、祭神、祭古的重要形式。所以清明时节“雨纷纷”，肯定也是“酒纷纷”的。
“智”，在中国酒文化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三国演义》里“青梅煮酒论英雄”，张飞几次借酒用谋等故事家喻户晓；萧翼“智赚兰亭”，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等等，大智小谋无不闪耀着酒神的光芒。
“信”，往往借酒来表达，从古至今无论国家建交、签定协议还是百姓媒妁等，双方都要共同举杯、以表诚信。
音乐与酒更是密不可分。古代以抚琴著称的“竹林七贤”当中，嵇康“每即饮”，刘伶更是饮得一塌糊涂。甚至魏晋时期的很多画家解衣盘礴，开创了2,5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这些都是酒在发挥作用。而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则把音乐、酒和诗歌浑然天成为千古绝唱。我一直致力于研究东方文化的复兴之道，认为国酒文化是中国国学复兴和崛起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国学、国酒和国人之间存在着必然关联。国学兴则国酒兴。白酒要想真正成为世界知名酒品，成为中国文化崛起过程中的代言品牌，仍当努力。
二、 酒文化与文人书法境界
（一），书法文化与酒文化有不解之缘。
书法是一种奇特的艺术。比之绘画，它显得抽象得多。在挥毫泼墨之间，但见横笔勾画、欹侧变幻、章法纷呈；篇章既成，临赏之下，或苍老劲健、沉郁淋漓，或端劲高古、容德皆备，或超逸入神、雄健清新，乃至淳淡婉美、妍丽温雅，甚至意气赫奕、光彩照人如此等等，气象各别，将书家的人格气质，以及执笔当下的心情体会统都展露无遗。
古时，“琴棋书画诗酒花”并称，“书”尤其和诗画相类，都是文人雅士借以传情达意的工具。不过，书法创作讲究颇多，无论幅式、章法、布局、题款都各有要求，而且如果文字内容不是即兴创作的话，对应的字体也须有一番拣择。可以说，好的书法作品集结着太多的因素，但创作的过程却又必须是一气呵成的。
对此，古人常喜酒后作书，可见酒和书法的天然相洽性。中国的酒文化和艺术创作，尤其是书法的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它能激活灵感，使人放下日常生活中的人格面具，忘掉现实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功名利禄，以及其它世俗的东西，还己一个本真的状态。而这恰恰是书法创作的佳境。
（二），书法与酒结合的历史源远流长。
酒和书法的结合，最早可以推及到铸造酒器的时候：在西周时期，酒器里的铭文，就是两者最初的结合。如商代晚期有一件有关酒的青铜器，其铭文共23字，现藏山东荷泽市文化馆。而作为酒具的大孟鼎，其铭文笔法秀丽雅致，为金文中属于上乘之作。
及至东晋王羲之兰亭雅集、微醺作序，方才在彼此缠绕的文化史上成就了一段旷古烁今的佳话。公元353年，在会稽郡山阴县兰亭，以王羲之为首，有一个文人的聚会。当时正值三月三上巳节。这是古已有之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会到河里沐浴或在水滨举行宴会等活动来消灾祈福。古代文人十分注重行修禊之礼，《论语?先进》中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赞美了这种徜徉于山水之间，使胸襟敞开，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精神和谐。“曲水流觞”是上巳节中派生出来的一种习俗。暮春时节，大家在祓楔仪式后，坐在水渠两旁，在“曲水”的上流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即取饮，以此为乐。王羲之的这次兰亭聚会，突出了吟诗论文。恰逢暮春时节，气候宜人，春光明媚，名士咸集，曲水流觞，那种诗情画意，人和自然的完美结合是何等惬意，不难想见。当时，王羲之负责为作好的诗写一个总序。他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游目骋怀”，“信可乐也”，不觉酒至微醺，就是在这种微醺的状态下，他拿着蚕茧纸、鼠须笔，写出了千古传颂的《兰亭序》。
时值暮春之初，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行流觞曲水，一觞一咏之乐。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俱”了。诗人骚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感到人生与自然相合相契的快乐。在“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清丽景色中，王羲之微醉命笔，畅叙幽情，写下这清逸秀婉、一片神机的《兰亭序》。《兰亭序》（神龙本）表达出来的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确实非常精道——用笔神骏，铁划银钩，八面出风，性情张扬，而笔法则是内敛的。《兰亭序》写出了聚会的盛况，从生之快乐切入，继而由乐生悲。最初下笔写得还比较端庄：“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当写到中间部分：“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心情豁然开朗。但是写到最后：“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真可谓前欣后悲，悲欣交集。就书法而言也呈现出前松——心情宽博，前楷规范；而后紧——行距加紧，墨涂加多，笔势转快，更近乎一种心书，把王羲之那难以慰藉人生丧乱之痛表达出来，将魏晋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痛苦表达出来。从前面的极大的快乐——欢言、欢聚、欢饮到后面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极大痛苦，再到后面的“悲夫”，把人的痛苦，全部表现了出来。气脉贯通、生机勃勃，自然而然、一气呵成，毫无造作、一片天机。王羲之写《兰亭序》是公元353年，才50岁，已然思虑到天命、死亡的问题，表现出王羲之精神世界的高迈对书法世界高迈的不可分性。
相传,王羲之酒醒之后,拿出这幅字，也不禁喟叹，“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随后“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可见，“天下第一行书”的诞生里融合着多少偶成的天机，其中，酒的作用尤其显得不可或缺。没喝酒，再写一遍，写出来的字就没有神采了，面目呆板，没有了昨天的光华。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酒，王羲之创作不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酒是灵感的触媒体，是艺术创作之母，也是让书法家脱离人格面具，达到真血性、真情怀这种状态的一个很好的媒介。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是在微醺的状态下，看他的作品，基本上是理性的，中规中矩的。可以说《兰亭序》只是书与酒的一次偶然结合，是这偶然结合下绽放的一朵奇葩。等到盛唐气象下的书家“颠张醉素”那里，书法与酒才实现了最高层次的结合。
（三），颠张狂素表明唐代酒文化兴盛。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是个大开大放、文化全面繁荣，极具浪漫气息的自由奔放的时代。它造就了许多思想自由之下的顶峰，诗歌、舞蹈、书法无不如此。可以说，酒在这样的时代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记述了当时长安市上的八位“酒仙”。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又同在长安，大唐风尚可见一斑。而草圣张旭就是“酒中八仙”之一。
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豪放，嗜好饮酒，常常喝得大醉，呼叫狂走，挥毫作字，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时人称之为“张颠”。他的书法上承张芝、二王一路，创造出“变动如鬼神”的狂草。不过，张旭虽以草书闻名，但他也“晓精楷法”，和他的狂草完全不同的是，他的楷书则完全是虞欧笔法，端严规整。狂草是书法中自由表现上的极致。如果没有酒的作用，“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如何成为可能，将是一个疑问。《新唐书》上就有记载，张旭“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此外，唐代书法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书壁。张旭每至酒酣，便狂呼大叫，在粉壁、屏障上泼墨挥毫，笔走龙蛇，那种满壁纵横的气势，没有酒力助之更是难以想象。
与张旭并称的怀素，是位“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的僧人。比之张旭，怀素似更洒脱。醉僧怀素曾种蕉练字，有“砚泉”、“笔冢”的传说，一日九醉，只是埋首于书法，“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极大地成就了书法。五代僧人草书家贯体曾以《观怀素草书歌》赞美怀素：“张颠颠后颠非颠，直至怀素之始是颠。”他“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壁纵横万千字”，“醉来信手三两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这都充分说明了酒对书法的催生、对它的逞才使气达到了多么重要的程度。
在这里，酒作为艺术创作的刺激物，发挥了恰到好处的作用。饮酒与不饮酒是极为不同的，醉酒又有别于“纵酒”。书家借助酒的神力，对旧有的书风实现了神奇地突破，继而进入随意挥洒，“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的至高境界。书法艺术与酒的结合，至此堪称化境。
（四），宋元明清书法与酒精神之同一性。
由此，继续往后推，到了宋代，苏、黄、米、蔡是代表宋代书法的四大家。其中苏轼和酒的渊源最深。他一生坎坷，是位喜酒的文人兼书家。诗文中涉及到酒的篇章比比皆是，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身后名轻，但觉一杯重”等等；流放间，与百姓相处融洽，喜欢同村野之人对饮；在惠州期间，甚至给很多当地的酒起过名字。酒后作书自然不在话下，他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也就是说，他作书崇尚“信手”写来，喜欢即兴创作的那种放松和随意。书法史上还有米芾置酒邀苏轼对书的一段佳话。酒后作字，使一代文豪留下了平时不及的精品佳作。
但是宋朝较之唐朝，整个时代的风尚早已大异其趣。在激情奔放的唐朝，儒释道三教多元并存，诸家“各显神通”，都得到了很好地发展。和它对应的，书法也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规范化之下的唐楷，另一个就是充分展现个性、灵感迸射的狂草。而到了宋朝，由于三教合一，出现了以儒家为主，禅道相掺的有序局面，形成了相对内敛含蓄、恬然淡雅的文化风尚。在这种氛围下，宋人转而以书写行书为主，例如“宋四家”便多以行书行世。总的说来，宋人比唐人“老实”，他们更内敛，酒也喝得少了。
及至明清，又出了几个嗜酒且个性奇崛的书家，如徐渭、王铎、八大山人、傅山等等。这些人天赋异禀，却也都郁愤癫狂，桀骜倔强，因此也喜欢借酒抒怀、寄情翰墨。其中，最善饮的首推王铎，有千杯不醉之称。傅山也喜酒后走笔：“醉后突兀兴不已，洒作粉壁石倾斜。”显然，对他们来说，酒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激发素、催化剂，一个烈性炸药的雷管。如果没有酒，他们的创造力极有可能被封死在僵化的生命历程当中；正是因为酒，他们才得以换一种思维，换一种状态，从而在困厄的人生里，焕发出艺术的活力。
三、 酒与音乐之深层关系
在人类文明史上，音乐诞生时可能还没有酒。根据西方人的研究，最早的酒是5,400年前的伊朗的酒。但是，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约9,000年前的河南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批精致骨笛，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把中国七声音阶的历史大大提前。同时，在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还发现了生活在9,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老祖先的发酵酿酒实物，地点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这不仅说明中国最早掌握了酿酒技术，将中国酿酒史往前推了近4,000年（比中东人早了1,600多年），而且表明，中国古人最早已经将音乐与酒融汇在日常生活中。
说不清音乐与酒谁更为远长，但是可以说音乐发展成为人类一种精神寄托时，如果没有酒参与这一精神激发的过程，音乐所代表的艺术精神可能就难以凸显出来。
（一），中西音乐与酒神精神。
综观中国几千年的音乐史，音乐和酒有很深的渊源。先秦时期，诗、乐、舞三种艺术形式合为一体，其中有很多内容直接涉及到酒，有些创作也离不开酒神精神。夏代的鼍鼓，商代饕餮纹铜鼓和石磐、编钟、编铙乐器与大型飨宴紧密相关，其中当然少不了酒。
《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描写了远古先民进行乐舞时的场面。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其宗教乐舞活动由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辞有八段。歌辞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同书所记的《玄鸟》、《遂草木》、《奋五谷》等题目看，内容关涉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农业生产等方面。而这些歌辞就是原始的诗歌，以诗歌、音乐、舞蹈合一的形式存在着。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负载了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的内容，我们从这些“六代乐舞”——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音乐与生命的原初的深层联系。
传说伏羲氏发明琴瑟，黄帝求竹于昆仑山而作律管，舜作韶乐。古代乐器的发明，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如最早的弦乐器“箜篌”，大约是从捕鸟兽的弓渐渐演化而成。而《史记》记载的“击瓮叩缶，真秦之声”，则是标明了食器演化为乐器的过程。
中国文化精神充盈着音乐精神。中国音乐源远流长，中国音乐思想博大深邃。《乐经》历来就被尊为“六经”之一。相传遭遇秦火，而淹没不闻。也有人说本无其书。如清邵懿辰《礼经通论》中认为：“乐本无经也。……故曰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先儒惜乐经之亡，不知四术有乐，六经无乐，乐亡，非经亡也。”这种看法将《诗经》看作《乐经》的本原，将《礼记?乐记》看成是《乐经》的具体论述。也许可以使我们重视《诗经》和《乐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如果说，孔子开创了儒家音乐审美理论，孟子发展了这一理论，那么可以说，荀子则完成了这一理论。这集中体现在《荀子?乐论》中：“乐者、乐也。……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二人扬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少长以齿，终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长而无遗也。降，说屦升坐，修爵无数。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宾出，主人拜送，节文终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其中提到了酒与音乐的和谐关系。
而《礼记?乐记》则有饮宴酒与享音乐的描述：“因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叶燮《原詩?內篇》（上）说：“上古之音乐，打土鼓而歌《康衢》；其后乃有丝、竹、匏、革之制；流至于今，极于《九宮南谱》，声律之妙，日异月新，若必返古而听《击壤》之歌，斯为乐乎？古者穴居而巢处，乃制为宮室，不过卫风雨耳；后世遂有璇题瑤室，土文绣而木�?锦。……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
而西方人也注意到艺术精神与酒神的关系。尼采将音乐与酒神精神融合起来：尼采也一度十分欣赏音乐家瓦格纳，但其后不久，就日益不满瓦格纳浪漫主义音乐所表现出的现代文化的病症：做戏和煽情。这种矫情的现代文化颓废症和衰弱症，使得尼采不再把时代得到拯救的希望寄托在悲剧文化的复兴上，而是寄托在超人的“改进人类”上。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分列出日神与酒神二元对立模式：日神精神表现为梦，酒神精神表现为醉。梦和醉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梦是主观幻觉，醉是情感迷狂。作为对幻象世界美的体现的日神，与对世界本质的直观把握的酒神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艺术发展的原始动力。日神精神体现在造型艺术和史诗中，酒神精神在音乐和舞蹈中得到表现，而二者的和谐统一则产生了悲剧。在尼采看来，一个艺术家或者是日神精神式的梦境艺术家，或者是酒神精神式的迷狂艺术家，或者将两种艺术精神和谐地统一于自身。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是两种根本的艺术冲动。日神精神产生、肯定和美化了个体生命，而酒神精神则毁掉和否定个体生命。更为原始的酒神精神正是通过否定“个体化原理”而对世界的生命意志的肯定，从而使人体验到复归自然界原始统一的欢悦。醉和梦是两种互斥互补的审美状态。尤其是酒神精神使之醉，使人在这种“神秘的自弃”状态中，感到生命的狂喜，忘记人生的惨痛。
醉是一种情感心性放纵，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生命状态，它使人领略到一种解除个体束缚，复归本真自我的神秘体验。可以说，酒神精神以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相融合而直视人生悲剧为己任，教人直面人生的痛苦而超脱人生，向往永恒，因而较之于日神精神更带有悲剧色彩，更具有形而上学性质。于是，尼采将西方酒神精神与艺术精神联系起来。
可见，中西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酒神精神与艺术精神是和谐相生的，酒与艺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二），中国音乐精神在诗歌中的呈现。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由风、雅、颂三个部分组成。“风”是地方民歌，“雅”是贵族士大夫根据民歌改变的歌曲，“颂”是宗庙祭祀的歌乐。风、雅、颂都跟音乐紧密相关，可以说诗就是音乐，音乐就是诗，所以有“弦歌”之称。由孔子删定的现存《诗经》总集305首，有不少和酒相关，如《鹿鸣》、《四壮》、《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关雎》、《葛草》、《卷耳》、《鹊巢》、《采蘩》、《采苹》，被人称之为《风雅十二首诗谱》。
《诗经》之后的第二个诗歌艺术高峰《楚辞》，其中就有很多与酒相关的诗歌，其中《九歌》、《离骚》、《天问》等著名篇章都和古代的乐歌相关。《招魂》也有很多关于酒的诗句，如“华酌既陈,有琼浆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娱酒不废,沈日夜些”等等。
到了汉朝，音乐和酒联系更加广泛而紧密，“乐府诗歌”是其典型代表。乐府原来是汉代音乐机构的名称，魏晋以后人们将汉乐府收集创作的歌称之为“乐府”。汉乐府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乐，刘勰《文心雕龙》认为：“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乐府”中有些曲名跟酒相关，如《将进酒》等。乐府歌词中直接描写饮宴赋诗的很多，包括汉大夫在民歌基础之上改写的诗歌也有很多与酒有关。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盛典的汉朝，酒与音乐亲密结缘，酒与音乐互相成为对方辉煌的一个重要理由。
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曹操的诗，基本上都是乐府歌辞。历史记载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王沈《魏书》）。他最著名的诗歌《短歌行》，开头几句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的诗代表了三国时期很多文人、思想家对于人生、对于生命、对于酒的深刻看法。
魏末晋初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在音乐史上非常著名，他有一首古琴曲《酒狂》非常好听，描述文人对酒与音乐的深度理解，抒发内心淤积的不平之气。而嵇康在临终之前所弹的是古琴曲《广陵散》，其中蔑视权贵，抒发视死如归之气。可以说，阮籍和嵇康在中国诗乐史上，是把音乐和酒、把对社会的愤懑和自己的创作理念结合得很完美的诗人音乐家。
唐代艺术家的创作，更是离不开酒神精神的神力。“诗圣”杜甫在其诗歌中也有大量谈音乐与酒、人生与酒的作品。他的《饮中八仙》描写的是八位唐朝因酒成名的艺术家，是盛唐时期酒神精神的集中反映。“诗仙”李白是无酒不成诗，有“斗酒诗百篇”之说。饮中八仙之外，以酒入诗、入乐的艺术家还有很多。“诗佛”王维也好饮酒。一般认为王维温文尔雅、风流倜傥，而事实上他还有“不醉不画”的习惯。诗佛王维只身终南山中，酒瘾日增，求画者经常在他酒醉后求画，屡屡得手。有一天当地太守请酒，王维又醉，被扶到客厅作画。王维说“画留墙头不留人”，脱下鞋子沾墨依墙而作。用鞋底在墙壁上噼哩叭啦拍一些圆形的东西，然后说：“熄烛借月画自来。”太守吹灭蜡烛，只见月色入室，墙上葡萄满架，美不胜收，果然是满墙活生生的葡萄。王维“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而王维还通晓音律，他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进一杯酒，他的诗和音乐就联系在一起。这首诗在唐代广为传唱，原来是一首琴歌。因为琴歌将王维的诗重复歌唱了三次，所以又被称为《阳关三叠》，这就是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古琴名曲。
宋代是中国音乐的辉煌时期，主要的文学形式——词，本身就起源于音乐，是可以歌唱的诗。宋词中写酒来喻人生的比比皆是。譬如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等等。所以说，在宋朝，文人和酒、酒和音乐更是分不开的。至于像姜夔等词人，更是音乐的高手。我尤其欣赏宋代的大才子苏东坡。他的综合素养非常高，有“七项全能”。我们今天有“五项全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第一，著名诗人，诗名满天下，有宋以来很难有出其右者；第二，著名词人，词“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等，思接千载、旷游天地之间，是有宋以来的豪放第一家；第三，著名散文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代表作《前后赤壁赋》很了不起；第四，他还是一个优秀官员，曾经担任杭州太守；第五，是一个旷世的书法家，写出了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第六，还是一个美食家，发明了“东坡肉”“东坡酒”“东坡鱼”等很多流传至今的名菜。苏轼饮酒虽然好而不善，但他的很多作品直接以酒入诗、入歌、入乐，他的艺术精神通过酒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第七，是一个著名画家，画的丹竹闻名天下。他画画往往乘酒醉发真兴而作，黄山谷题苏轼《竹石》诗说：“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苏轼自己也说：“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搓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可以说，苏东坡酒后所画的正是其胸中郁结和心灵的写照。
元朝著名的文学形式叫元散曲，本身就是歌曲的一种形式，它与酒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很多曲牌直接以酒为名，如醉花阴、倾杯序、醉太平、醉扶归、醉中天、醉乡春、醉春风、醉高歌、醉旗儿、沉醉东风等等。可见元人既是酒中高人，也是乐中高人。可以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文人需要酒，音乐也需要酒。音乐是一种浪漫的、带有自我超越性的艺术；音乐不是对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叙事，它超越日常生活而变成自己心灵的语言。广义上说，宋词元曲皆音乐也。
到了明清时期，主要的文学形式是小说，但也有不少民歌和小曲。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出现的民歌和歌词集很多，其中很多跟酒有关，不少歌名中就有酒，如《挂枝儿》中的《骂杜康》、《醉归队》、《酒风》；《白雪遗音》中的《这杯酒》、《酒》、《上阳美酒》、《醉归》、《未曾斟酒》等等。需要强调的是，明清两朝的酒与宋元以前的酒是不一样的。元朝以后高度的蒸馏酒才真正出现（也有人认为南宋就有蒸馏酒器具），所以鲁智深和武松喝的酒严格来讲都不是高度的蒸馏酒。店家说“三碗不过岗”，而武松连喝十八碗后才打老虎。如果换成今天的白酒，早就醉得不省人事了。明清以后的酒，酒度高，所以人们喝酒的时候更加文雅，更不敢张狂放肆，以至于明清以后，酒神精神慢慢浓缩，演变成文人一种内在的精神。
现代李叔同曾经写过一首《送别》，其实是根据美国奥德韦的曲子重新填词的，其中一段表达惜别之意：“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里面就说到了酒，而且这首歌曲被广为传唱。
中国的民歌中，与酒有关的例子更是枚不胜举，如蒙古族的《酒歌》,乌孜别克族的《一杯酒》,裕固族的《喝一口家乡的青裸酒》,藏族的《敬上一杯青裸酒》等等。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中，酒与音乐、酒与歌曲的关系也非常深远，无论是塞北的蒙古酒歌，还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酒歌，既是他们好客礼节的表达，也体现了他们对于酒、对于音乐和诗歌的理解、感悟和运用。
（三），酒与音乐的深层文化连接
在中国的音乐史上，为什么酒与音乐结缘那么多，在我看来有几个关键：
首先，酒可以激发音乐人的创作激情，使他们神思、妙曲，旋律、节奏犹如天外飘来。冼星海在创作《黄河大合唱》的时候，他创作《黄河大合唱》时提出要喝酒吃鸡。我相信他吃肉是为了聚集能量，而喝酒则是发散精神，让精神得到一种解放。我们从他咆哮的《黄河大合唱》中，从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恢弘气势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酒神精神。也有直接以音乐的形式描写饮酒和饮酒状态的，如醉中八仙、竹林七贤等等。包括最原初的那些声振林木、响遏行云的上古歌唱家秦青，余音袅袅绕梁三日不绝的上古歌唱家韩娥。在他们的音乐中，他们的歌声中都饱含着酒的韵味。
其次，酒是中华民族很重要的文化、社交和心灵沉醉的媒介，诗歌、音乐、绘画、书法，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可能去反映酒，所以酒就成了人们的歌唱的对象：“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句，以及李白《将进酒》中的“与尔同销万古愁”所代表的酒文化高度，把酒与人类的生活联系起来。
在我看来，当代音乐和酒的关系仍然很深。君不见无论是KTV还是餐饮店，人们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欢颜、无酒不放歌。就我自己而言，我每次在演奏二胡的时候，喝点酒，和自己枯坐书房里、电脑前，冥思苦想不得其句的时候，两种感受完全不一样。当你喝点儿酒，所有的面具都放下，内心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人间美好状态都浮现在眼前，这个时候犹如神助。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歌，我们的词，我们的诗里面都有酒。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艺术精神就是音乐精神，如果一部书法没有节奏，如果一篇文章里没有旋律感，就不可能朗朗上口。不可以神采飞扬地朗诵的不是好文章，我们随便说一个汉赋，随便说《前后赤壁赋》，我们都可以大声地朗诵起来。
在我看来，音乐和人生、音乐和酒的关系非常密切，是中华民族不同于西方的一种精神。其实在中国古人，尤其是思想家身上，也可以看到音乐与酒的影子。我们的先师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论语》）强调饮酒要有酒德。孔子认为音乐在儒学礼乐体系中有很重的分量，他将音乐作为人的生命完成和内在平和的重要维度。孔子的学说并不是外在的一张皮，孔子的音乐并不是为唱歌而唱歌，孔子弹琴并不是想成为音乐家，尽管他拜访过著名的音乐家苌弘。孔子还是音乐高手，他有句名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个人的启蒙、一个人精神的勃发是从诗歌开始的（也有人解释为《诗经》）；“立于礼”，一个人的人格从礼当中逐渐规范；但是真正的人格实现则“成于乐”，要在音乐中完成。可见孔老夫子并不是天天只讲“克己复礼”，他还懂得音乐。在他晚年时曾遭遇一次很惨的处境，厄于陈蔡七日，大家没吃没喝，就连最坚定的子路也发生了动摇，开始怀疑：“老师，您的大道为什么如此举步维艰，您在漫漫的求索道路上为什么如此艰难？”而孔子“弦歌不绝”，弹着他的琴，放声歌唱，这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精神，就是中国音乐精神激发出来的人格魅力。所以我们说，“成于乐“就是中国音乐的基本精神。
孔子把一切的艺术形态，诗、乐都沁入他的人格，来帮助他完成“仁者爱人”的社会理想。所以酒也罢、音乐也罢，不要为喝酒而喝酒，不要为了醉而去买酒。关于音乐，“郑声淫”的教诲提醒我们，一定要知道黄钟大吕的优雅和震撼人心，而不要去唱那些靡靡之音。有人说孔子过时了，我认为没有，他对好的、雅的，不好的、不雅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他还给我们提了个醒：“吾日三省吾身”。所以，人们不要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因为孔子在2,500多年前就提醒人们——“不为酒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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