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路过未来》献给异乡人，入围戛纳的华语独苗
第71届戛纳电影节仍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而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李睿珺导演正带着他的新片《路过未来》参加戛纳电影节，影片入围了“一种关注“竞赛单元，成为当年入围戛纳的华语独苗。时隔一年，这部电影才定档在5月17日上映，公映版本和电影节版本没有差别，一刀未剪，我们也终于有机会一睹影片真容。
熟悉中国独立电影的影迷，对李睿珺的名字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他曾经执导过《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以及上过院线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这三部作品的故事都发生在甘肃农村，聚焦的是留守在当地的老人儿童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因为在风格上的统一和主题的连贯，它们被称为“土地三部曲”，也获得过东京、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的青睐。
入围戛纳的《路过未来》，是李睿珺所以作品中最特殊的一部。这部电影，是导演目前为止最商业化的一次尝试。影片不仅启用了杨子姗、尹昉在内的明星主演，在制作投资方面，还收到了大公司伸出的橄榄枝。
《路过未来》在开拍之前，拿到了安乐影业的1000万的投资。一直混迹于独立电影圈，每拍一部电影都要为预算发愁的李睿珺，这一次算是正式进入了主流的电影工业体系。虽然享有大公司投资，李睿珺在拍摄《路过未来》的时候，手里仍然握有充分的创作自主权。因此在影片中，还是能看到很多属于他的个人色彩。
电影讲述的是两个生活在深圳的打工青年，杨子姗饰演的耀婷和尹昉饰演的新民，在异乡城市孤独生存的故事。影片主角依旧是李睿珺作品中一贯的小人物，电子制造业工厂里的流水线工人、守在医院的职业试药人、工地上的建筑小工，他们处于城市的底层，构成了一幅广泛而复杂的外来务工者的群体画像。只不过，《路过未来》的视角选择，和导演之前的”土地三部曲“存在一些差别，镜头从故土的农村，转向了异乡的都市；从老人和孩子，投向了正值壮年的一代。如果把李睿珺的作品看成一个动态发展的序列，那么这一视角的变化，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他以往农村题材的电影中，外出进城务工的父母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那么这些离开家乡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就成了《路过未来》的故事起点。李睿珺创作的起点，始终根植于现实世界。虽然影片尝试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探讨全新的焦虑，但故事在本质上，离我们却更近了。耀婷、新民和他们父辈是社会里极为普遍的一群人，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想要靠自己的能力拼搏出一个更好的未来。
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催生出大批人口迁移。二三十年之后，当初这群一代移民的儿女，现在大多也已经长大成人，进入生活自力更生。时代在前进，社会经济在进步，可年轻一代在城市里的生活，与他们父辈相比，变得更好了吗？
电影里，父辈二三十年扎根城市的努力和奋斗，如今再次过继到了下一代。城市的时空随着发展日新月异，而小人物身上却循环着相似的命运。这就是《路过未来》所提出的问题和看到的矛盾，也是每一个身处异乡，置身在大都市中的打工者，常常要面临的，最为熟悉普通的境遇。可就是这个每天在被不断上演着的主题，在中国现有的电影里题材里几乎是真空的。无论是主流还是独立电影，对这个现象和群体的关注，屈指可数。而题材的缺乏，反倒让《路过未来》显得勇敢和可贵了。
电影依旧是李睿珺作品中常见的平和缓慢的写实风格。五一档大爆的《后来的我们》，其中的北漂生活，由于太多戏剧化的情节设计，受到一些观众的诟病。比较起来，《路过未来》是一次更扎实、更戳心的体验，导演没有过多介入，更多的时间仿佛只是站在一个记录的地位，如实记下人物面对生活变故时的反应。这部电影不是理想主义的，故事处处存在着妥协，角色不能力挽狂澜地成功逆袭，也没有时间去培育深刻的感情，他们只能在生活的压制下，本能地生存。
《路过未来》在呈现两代移民的纵向联系之外，也捕捉到了小人物和社会之间的横向关联。事实上，影片把社会整个给切开了，并将它的横切面展示到镜头前。故事所涉及的话题非常繁杂，从社交媒体和社会新闻中屡见不鲜的看病难、买房难和就业难的话题，到整容、试药等等不再小众化的社会现象，所有都被纳入到剧情的范畴中，左右着每个人物的命运和归宿。
在宏大的背景中，杨子姗和尹昉的角色为代表的移民群体，显得更加渺小了。他们想在城市里立足，但城市却并不给他们机会。逆流而上、脱颖而出谈何容易，单是尽力不让自己被拍到岸边，就已经花光了他们几乎全部的力气。影片总在强调一种速度，杨子姗的家住在铁道旁边，轻轨有规律地轰隆而过，将这个住着四口人的窄小房间甩在身后。这一幕就是“路过未来”这个片名的最好表达：艰苦打拼的外来者，把未来寄托于城市中，但他们始终跟不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到头来，他们只是未来的过客。
《路过未来》并非冰冷或漠然的，在它的尖锐和冷静之下，存在带有温度的人文关怀：杨子姗和尹昉在电影里确定恋爱关系后的抱团取暖，工厂女工的相互支持砥砺——这些小人物之间的互救相助，为故事提供了一抹暖色。但在这些暖意的时刻，导演对情感的表达，也是极其克制的。比如父女之间的关心，爱人之间的照顾，这其中的情感来往，不张扬不浓烈，都是藏于生活平淡的表面下，却又让人瞬间能心领神会的隐隐暗流。除了现实风格，李睿珺电影里另一个永恒的主角，是对故乡和土地的执念。
李睿珺出生在甘肃农村，“土地三部曲”就是他对自己成长生活的回望。《路过未来》的背景虽然设定在城市，但关于故乡的主题，仍然没有缺席。在导演上一部作品《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他通过两个小男孩寻找外出打工的父亲的历程，影射甘肃草原民族在生态变化和经济转型中，故土和家园意识的变更。那部电影中，人物的流离失所赋予影片一种疏离和漂泊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在《路过未来》里，变得更加强烈了。
电影里，两代移民试图在城市扎根的过程中，却和故乡渐行渐远。杨子姗的父母在外奋斗20年后，想回到甘肃老家养老，可是回到家乡，这里早就不是当初他们离开时的样子了。他们适应不了农村的变化，干农活也不像以前那样得心应手了，于是只能再一次回到离家不远的镇上，当起了建筑工人。如果说第一代移民，还有着落叶归根的念想，那么二代移民，则面临着更尴尬的身份境遇。杨子姗的角色，从小生活在深圳，只在办身份证的时候才回过甘肃老家。故乡对于这类人来说，是模糊且陌生的，他们并不曾与之有过任何共同的回忆。对家乡的麻木，随之而来的是身份的疏离。
故土意味着一种身份的认同感，而这些与故乡并不存在多少维系的移民二代，他们要如何去定义自己的身份，寻找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呢？就像影片里，一个因为过度整容而面目全非的女孩，她的父亲始终无法把她和身份证上的照片对应起来——在大城市的打磨下，这些年轻人早就失去了原来的身份。他们不属于城市，也回不去家乡，既无根也无望，成了时代和社会的弃儿。
《路过未来》是李睿珺迄今为止，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土地三部曲”里，更多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物质与精神层面，而到了《路过未来》，他试图描绘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基数庞大的群体的真实样貌，主题上升到了整个社会的高度。这种蓬勃的野心，已经超越了他的前作的范畴，可以说，拉开了李睿珺一个全新的创作阶段。
当然，《路过未来》并非一部完美的作品，它也存在许多瑕疵和问题。导演离开了他擅长的地域语境，在处理如此复杂和宏大的主题时，难免有些力有不逮。影片在情节转折略显突兀，而人物的塑造也不够立体，太过扁平甚至符号化。有时主题在表达上太明显而有些笨重，反而缺少了他在”土地三部曲“时期，极简的诗化叙事中潜藏的微言大义。
尽管如此，《路过未来》始终是部真诚走心、忠于时代的电影，它拥有表达中国社会现实，揭露广泛群体普遍困境的勇气和锐利。李睿珺说过，他拍电影的意义，在于抛出一个个问题。即使导演自己不能解答这些问题，更无法给这些困境提供解决的途径，但我们还是需要更多这样能提出问题的电影。因为它们，不仅可以代替不同的群体发出声音，也能让更多的人，意识甚至直面所有被忽视或无视的矛盾。（企鹅号-桃桃淘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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