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战士，战争就不是战争只是野蛮兽性屠杀
《战士的荣耀：民族战争与现代良知》，[加拿大] 叶礼庭 著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新的“民族战士”（军阀、歹徒与准军事部队）不断涌现，将战争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野蛮水平：数百万人死于内战与屠杀，平民与士兵毫无尊严地倒在枪口之下，暴力使昨日的邻居变成今天的仇人。然而，事情非得如此吗？
穿梭于各种民族战争景象之中，跟随联合国秘书长探访卢旺达大屠杀背后的政治势力，与国际红十字会一起在阿富汗经历严重的人道危机，在南斯拉夫见证兄弟间的仇恨……身处这些残忍、血腥、反人道的战争之中，叶礼庭几近绝望，但同时他看到了我们可能的出路：新的国际道德干预主义者（救援队、战地记者与外交官）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弥补人类的身体与精神创伤，而“战士的荣耀”准则随着一系列国际公约的签署，在我们心中存续，帮助我们从战争与野蛮中醒悟过来。
那些勇敢地彼此战斗的人必定互相尊重……不管在哪里实践战争艺术，战士要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正当的和非正当的目标、道德的和非道德的武器、文明地和野蛮地对待俘虏与伤员。没有它们，战争就不是战争，只不过是屠杀而已。——叶礼庭
图片来自网络
战士的荣耀（节选）
1859年6月24日，一个名叫让-亨利·杜南特的富裕日内瓦人在意大利北部旅行。在卡斯蒂格里奥尼（Castiglione）附近的高地，他看到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军队在索尔弗利诺（Solferino）的葡萄园和山谷里互相厮杀。整整一天，杜南特听着战斗的声音穿过硝烟炮火，震彻云霄。黄昏时分，奥地利皇帝放弃了战场，他的部队战败退去。司汤达在《帕尔马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中描述了滑铁卢战役的混乱；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纪事》（Sevastopol Stories）中描绘了克里米亚战争中俄罗斯防御堡垒中的战友之情。但没有什么记叙能比杜南特的《索尔弗利诺回忆录》（A Memory of Solferino）更能反映战斗结束之后的战场景象：凝固的血将泥土染成黑色；枪支、背包和战衣被乱扔一地；到处是断肢残躯、裂开的骨头碎片、子弹盒；失去骑手的马匹在尸体间逡巡；因死亡的抽搐而扭曲的面孔；受伤的人爬向血水和泥混杂的小水塘解渴；贪心的伦巴底农民奔走于尸体之间，为的是脱下死人脚上的靴子。
进入卡斯蒂格里奥尼，杜南特发现两个帝国的数千名受伤士兵肩并肩奄奄一息躺在教堂里、广场上和村子的小巷里。他派人去找医用绷带和其他基本用品，并招募村里的妇女，开始看护伤员，他得到了两个度假路过的英国绅士的帮助。杜南特那时候30岁出头，是一个地道的业余人士、一位战场的观光者。他此前从未看护过任何人。他穿的白色亚麻西装逐渐变得血迹斑斑，他在死者和垂死者之间来回奔波，挤进村里教堂的中庭，分发香烟，相信一支优良哈瓦那的香气可以缓解腐烂伤口的臭味。除了水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清洗伤口，只有软麻布可以用于战地包扎。10个小时的战斗，6000人死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还有几千名士兵将会因伤死去。
那个周末杜南特有没有救活一个生命是存疑的。只过了几天，他便放弃了，回到了日内瓦，但他看到的场面改变了他的生命。对于绝大多数信奉自由主义的欧洲人而言，索尔弗利诺是一个光荣的胜利，帮助意大利从奥地利统治下最终获得了自由。对于杜南特来说，索尔弗利诺则是一个他终生努力破解的道德难题，而对受伤者的漠视是一个耻辱，揭穿了战士受到国家敬重的神话。他决定写下自己的经历，引导他那个时代的良知。他的《回忆录》于1862年出版，在其中，他描述卡斯蒂格里奥尼的护士们说那些垂死的病人，“Tutti fratelli”（他们都是兄弟），这个身穿血污斑斑亚麻西装的人成了道德名人。他见到了某种亘古有之的东西——战场，并且是某种重新见到的战场；他关注的是军官和国王们离开之后留下的伤员和垂死者，这是以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像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一样，他不认为战争只是军人的事情：作为一个平民，他走入他们的道德范围，并且坚持那里发生的事情是所有人的事情。南丁格尔在斯库台（Scutari）医院发现了老鼠，发现士兵甚至无法躺在一张床上静静地死去，她让英国军队感到羞耻，感到要去做点什么。杜南特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他游历了欧洲的各个首都，用他的声望为一个新的计划寻求支持，即一个可以让急救团体在战时救护伤员的国际协定。他写信给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寻求得到这位患有忧郁症的隐居圣徒的支持，但她决然地拒绝了。她坚持认为每个国家的军队医疗服务应当只为自己的伤员负责。作为一个瑞士人，杜南特偏向于建立一个由中立志愿者组成的、可以救护交战双方伤员的国际组织。一个由日内瓦著名人士组成的五人委员会——将要成立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缩写I. C. R. C）的核心——于1863年2月成立，用于传播杜南特的理念。
1864年8月，瑞士政府在日内瓦召开了一个会议，代表来自16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他们寻求在改善战场医疗服务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在会议期间，有人建议医务工作者戴上白色袖标；另一个人建议在上面加一个红十字，作为对瑞士国旗的致敬，瑞士国旗是红底加一个白色十字。红十字诞生了，它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广泛认可的标志。三个星期后，代表中的12人签署了有名的《日内瓦公约》。公约是在这方面的第一个协议，它同意医院、救护车和医疗人员“中立化”，并建立了一个原则：敌方士兵应当得到与本国部队同等的医疗待遇。它对不守约者没有设立任何处罚，它没有实施机制，但它设定了一个战斗人员应当符合的标准——如果他们希望自己被认为是“文明的”；对于杜南特而言，这已经足够了。甚至在杜南特的时代，“文明”战争的思想似乎是一个矛盾的——甚至是一个不正当的——理念。《日内瓦公约》签署的时候，美国内战最终以血腥收场，它绝对不是文明的。任何一个怀有战争荣光之幻觉的人都应该去看看马修·布雷迪拍摄的葛底斯堡（Gettysberg）战役的死难者图片，他们的衣兜被盗贼翻了个底朝天，他们的脚因腐败而肿胀。
第一个《日内瓦公约》可以追溯到当战争变得更加野蛮而更为人所见的时候。第一挺实用机关枪加特林机枪在美国内战中得到使用，这开启了机械化屠杀的进程，在索姆和凡尔登达到顶峰。同时，在家里阅读战况的公众与战场的距离越来越近。像布雷迪的照片一样，摩斯码和电报的发明打破了分隔平民和屠杀现实的道德距离。新的技术创造了一种新的道德主体——战地记者，以及一个新的道德体裁——战争报道，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两者都有助于创造出一种清晰的现代意识，即在光荣神话和其血腥现实之间存在隔阂。
《日内瓦公约》也应当被看作一种努力，试图挽救17世纪和18世纪的旧制度之下实施的战争行为准则，避免拿破仑式的大众征兵带来的新型野蛮。例如在路易十六时代，征雇佣兵需要耗费巨额成本，这样就确保了统治者有强烈的动机去降低士兵的伤病损耗。切尔西（Chelsea）的皇家医院和巴黎的荣军院（Invalides）都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两者都曾经是老兵医院，它们可以证明这种担忧。1789年的民主革命创造了现代的大众征兵制军队，依靠整个国家的人口，拿破仑可以毫不顾惜他的士兵的生命。而且，民主战争省略了当战争还是贵族之间的竞赛时可以看到的那种精致。法兰西国王的军队比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更加尊重医疗队伍的中立性，后者相信战争是民主和反动派之间无限制的竞争，他们带着这样的信仰投入战斗。在19世纪上半叶，战场救护服务大大落后于后勤保障、技术和战术的革新。因此，1690年的徒步士兵比索尔弗利诺时的徒步士兵拥有更大的从战场受伤生还的机会。
人们可能希望民主战争的时代能展示对于普通步兵生命的一种新的担忧，关注他的死亡是否获得荣誉。事实上，在滑铁卢，两边军队的死者被留在战场上任其腐烂；他们的骨骸被英国的承包商收集起来，用船运回英国碾碎，作为骨粉和肥料出售。只是到了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之后，死者应当受到更好对待的思想才逐渐为大众所接受。这种思想慢慢得到普及，即每一个士兵不管军衔高低，都应当得到道义的认可，单独安葬，拥有自己的墓碑。因此，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意味着一种复杂革命的开始，即对战场上的伤者和死者给予道德考量，这是一种更新旧的军事荣誉传统、适应民主战争新时代的努力，一种将教养和仪式的文雅从贵族的精英战士扩展到普通人——时代的新主人——的努力。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复杂的道德进化是在对战争自身普遍憎恶的背景下出现的。但情况并不是这样。杜南特在索尔弗利诺战场的遭遇并没有将他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回忆录》有部分是基于冷静承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还有他对战士文化之英雄主义的赞颂支持，例如，他讲述了一个法国上校的故事，上校在索尔弗利诺重整溃败的军队，他抓住军团的旗帜，高呼：“每个热爱这面旗帜的人，跟我来。”但杜南特似乎也意识到了他生活在两个时代之间：骑士精神的时代和机关枪的新时代——一个“我们听够了进步和文明的时代”，他写道，也是一个战争无法避免的时代。“难道防止或者至少缓和战争的残酷不是一件紧急的事情吗？”他问道。
1870年8月，当俾斯麦（Bismarck）率领的普鲁士侵略法国的时候，杜南特的理念第一次面临战争的考验。日内瓦的国际委员会让法国政府注意到现实：看上去几乎没有法国士兵了解公约，他们的战地护士几乎都没有佩戴红十字袖章。那年秋天，普鲁士拒绝按照公约的要求移交已康复的法国士兵，因为法国不能确保他们会否回到前线，此时委员会介入。杜南特建议宣布巴黎为“安全区”，以保护其平民免遭攻击；他的建议无人理睬。巴黎处于围困之下，医院上方飘扬的新的红十字徽章遭到炮击。那个时候，杜南特的财政处于困境之中，当一桩阿尔及利亚的生意失败后，他觉得应该放弃国际委员会中的委员职位。他隐居在康斯坦斯湖畔的一个小镇。“我曾了解贫穷对于其他人意味着什么，”他写道，“但现在它压倒了我。”杜南特默默无闻地生活了23年，直到被一个好奇的记者重新发现。1901年，他被授予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杜南特将奖金捐赠出去，然后在1910年82岁时死去，到最后仍旧满怀希望。
到杜南特死去的时候，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全国性的红十字会团体。美国内战中的一名护士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在1881年建立美国红十字会。在穆斯林世界，这个团体过去到现在都以红新月会（Red Crescent）闻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红十字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组织，并且保持至今。
在国际法领域，到1914年前夕，战争文明化的运动已经扩展成为关于战场新规则的一片浓荫。早在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禁止“爆炸性的”和“易燃性物质的”弹丸，宣称“各国在战争中应尽力实现的唯一合法目标是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1907年的《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以及1906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为陆地和海洋的战争确立了规范，并且为如何对待战俘确定了基本原则。例如，根据这些公约，被审讯的俘虏必须交代的信息只限于他们的姓名、军衔和序列号。当欧洲狂热地重新武装的时候，用《海牙公约》条款的话来说，也同时寻求让战争屈服于“人性的法则和公共良知的要求”。这些公约让欧洲相信，在欧洲步履维艰走向“诸神的黄昏”之时，如果战争来临，它仍会遵守公约的规则和礼仪。甚至有可能，这种幻觉会让战争更有可能诱使人们相信道德法则可以遏制和控制大规模的屠杀。到1914年，杜南特教化战争的思想成了欧洲文化自尊的核心要素，它自鸣得意地相信，文明已经一劳永逸地征服了野蛮。
有一些批评提出了不同意见。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19世纪20年代——在杜南特的时代之前——的写作拒绝了战争可以被一个国际公约教化的观念。“战争是一种武力行为，”他写道，“要强迫我们的敌人按我们的意愿行事……对于武力有一些自愿接受的、难以察觉、几乎不值一提的国际法和惯例的限制，但它们很少能削弱武力。”但克劳塞维茨理所当然地认为，总体战争也是一个理性的仪式、一个有限制的暴力的运用，是通过其他手段达成政治和外交目的。他也相信暴力应当具有某些道德特性：他的总体战争的观点没有包括对平民不加区别地屠杀或者杀害、虐待俘虏。他认定，这些行为贬低了战士的尊严。
公正地说，杜南特本人从未相信国际公约自身的权威。他从来没有在这一点上有过不同意见，他明白这些公约依赖于更深层的道德来源——战士的荣耀准则。尽管这些准则因为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但他们似乎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而且他们的共同特征存在于最古老的人类道德制成品中：从基督教的骑士精神到日本的武士道（Bushido）——或曰“武士之道”，即武士的严格道德准则，它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发展起来，到16世纪时候成形。作为伦理体系，它们主要关注建立战斗的规则，界定道德礼节体系，武士们据此判断自身是否值得互相尊重。战士的荣耀意味着一种将战争作为道德剧院的理念，人们在那里公开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带有荣耀的战斗，是无所畏惧、毫不犹豫的战斗，也意味着一种不存在两面性的战斗。准则承认战斗的道德悖论：那些勇敢地彼此战斗的人必定互相尊重；如果他们在对方的手里逝去，他们将在死后成为兄弟。
战士的荣耀既是归属的准则，也是责任的伦理。不管在哪里实践战争艺术，战士要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正当的和非正当的目标、道德的和非道德的武器、文明的和野蛮的对待俘虏与伤员的方式。这些准则也许常常是在遭到破坏时而不是被遵守时才得到尊重，但没有它们，战争就不是战争，只不过是屠杀而已。
战士的准则是严格排他的，就是说，它们只适用于特定的人们，不适用于其他人。骑士的准则所提供的保护只适用于基督徒，对于异教徒，一个骑士可以毫无限制为所欲为。欧洲自然法传统在16世纪开始形成，当时法官试图找到办法，调和相互竞争、经常处于交战状态的宗教和国家的法律和习俗，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普世的雄心。自然法是《日内瓦公约》的基础，它第一次试着想象规则可以适用于每个人：基督徒和异教徒、世俗人士和信徒、公民和非公民。
《日内瓦公约》既将欧洲的战士荣耀规则化，又努力将其普世化，也就是说，摆脱其排他偏见，对每个人打开保护之门，不管他们是在谁的旗帜下战斗。但法律对战争的支配一直是不确定的。战场上非人道行为的决定性限制存在于战士自己的内心，在于作为一个手持武器的人，他如何理解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耻辱。用英国战争史学家约翰·基根的话说：“作为在战场上践行美德的媒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荣耀，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说得更确切些，在产生死亡的战争之地，没有法官，没有警察。” （摘自《战士的荣耀：民族战争与现代良知》，[加拿大] 叶礼庭 著，成起宏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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