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失败在课程设置上，清海军的军事教材古书《孙子兵法》
图：日本绘画，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战败
人才培养，乃海军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这件事情上，晚清与日本在近代起步时间大约相同，但结局却迥异。试分别述之。
筹办较早的福建船政学堂，在课程设置中没有体育课。以至英国海军军官寿尔说学堂学生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他们毕业后成为北洋海军的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和炮位人员。这些没有接受过体能训练的毕业生，显然不是合格的军人。后来建立的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和广东水师学堂等海军学校，有所改进，大都开设体育课。如天津水师学堂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跳栏比赛、算术比赛、三足竞走、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威海水师学堂也有步兵操法、舰炮操法、柔软体操、劈剑刺枪、泅水等。
但这些新建的水师学堂，着重于外语、数学等基础知识，与航海、驾驶等技术能力，而忽视军事课程。有的话，也像江南水师学堂将《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作为军事教材。因此这些学堂的毕业生，只是技术人才或初级军官。天津水师学堂办学20年，培养管驾专业6届毕业生125名，管轮专业6届毕业生85名，满足了北洋海军对驾驶和管轮人员的需要而已。
李鸿章开办天津水师学堂的期望不止于此。他用福建船政学堂的例子，“从前闽省水师学生皆世家子弟，学成之后，皆任各轮船将领，荐保二三品官阶，并加勇号”，以后“此间学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当从优奏奖，破格录用”。李鸿章既想在学堂培养高级将领，又不教授军事战术，岂非怪事？相比之下，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海军教育，就区分了军事指挥学校和军事技术学校。
在训练指挥官方面，日本建立起高、中、初三级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在海军兵学校培养初级军官，在海军大学培养高级战略人才。至于军事技术学校，日本建立了海军轮机学校、海军财会学校、海军炮兵学校、海军水雷学校、海军通信学校等，各有侧重。依照规定，海军兵学校、水雷学校、驾驶学校等毕业生可进入海军大学高级科学习, 以获得充任中高级军官的资格。
建于江田岛的海军兵学校，在英国军官道格拉斯的主持下，将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全部复制到了日本。在日军海军学校，必读书为英国的《海军兵法要略》《舰队运动指南》《海军战术讲义录》等书。在《海军战术讲义录》一书中，作者强调“蒸汽时代的舰队运动以单纵阵为有利”，阐释了增加舰船速度和使用速射炮的重要性。这种思想的应用，成为后来日本在甲午海战制胜的关键。
甲午战争时联合舰队的各级军官中，由海军学校毕业的尉官即有400余人，占甲午战争前海军学校700余名毕业生总数的60% 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天津水师学堂的教学成果，曾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二十年之久的严复，也并不看好。他在1918年总结说：“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
严复进而为晚清海军人才匮乏而痛心疾首：“吾国大患，自坐人才消乏。盖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即有一二，而孤弦独张，亦为无补。”其实，日本海军教育的起步，与清朝几乎同时。两国海军后来一强一弱，与学堂主持者设置课程失误，有着莫大关系。（短史记，文/杨津涛）
注释
王恩溥：《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运动》，《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三辑），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年，第121页。
史滇生：《十九世纪后期中日海军教育比较》，《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张焘：《记北洋水师学堂及招考章程》，《洋务运动新教育思潮与教育论著选读（第四辑第八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
俞天任：《浩瀚大海是赌场》，语文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韩文琦：《论晚清军事变革的内在制约因素》，《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严复：《与熊纯如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687页，转引自刘晓琴：《严复与晚清海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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