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轻轻的稻草，压坠了青春梦想的天平
导语：大火烧毁了过去，而人们必须重建未来。不约而同地，这些人最先说起的，是最终失去了什么
时间很快把北京大兴西红门镇新建村的生活，变成了记忆。
空屋散落，空旷的视野里，巨大的绿色网布掩饰着建筑如何变成碎片的凌乱痕迹。北风没有阻挡地吹过空巷，使空气含有一丝不同于城市界线之内的凛冽。这里的温度大约比二环城内低1-2℃，在这个像缝隙一样的数据里，人们可以依稀感知到，之间相差的人间烟火气。它们曾经在这里存在，又最终失去。
一个青年画家说起他的7幅油画，在搬家的匆促日程和情感激荡中，他把一些画慷慨赠予四邻，但现在开始思念这里面本该留作珍藏的那些。这个画家有3座大小不一的奖杯，在普通意义上，它们预示着更好的未来，却无法兑现为此刻的安全感。为避开涨价的房租，这一年中，他两度搬家，那些油画和他的青春一样，不知道会停放在什么地方。
在大兴穿梭的外卖员何子昂，记得手机里一个接一个消失的地址。2017年11月18日聚福缘公寓火灾后，新建村加速了整改和退租，工业大院成为历史。车轮过处，是地图上不变的名字和人们依附其上的面目全非的生活。何子昂从前在只有城中村这类地方才存在的店里进进出出，比如“郑新鸡排”和“麦肯姆”；经常需要给服装厂的加班者送去数量惊人的夜宵，并为此改造了自己的电动车；还有，需要随身携带黑色水彩笔，在大大小小的袋子上标注清晰的手机尾号，以免在拥挤混乱中送错东西。
那么多人的命运曾经汇集在这里，又在一年前四散而去，遗留下一片废墟，凝结着曾经的喜悦、悲伤、迷茫和企盼。我和曾经居住于此的人们聊起往事，不约而同地，最先浮现在记忆里的，是这些人最终失去了什么。一位学美术的年轻人搬到新家后，发现学位证书不见了，他回去寻找，那里只剩下一把黑锁和无人接听的电话。一个熟练操作大机器的服装女工，顷刻间没了谋生手段，仍然存在的类似工厂岗位削减，而她的技艺和裁缝店并不接榫。一个母亲用了很久的时间四处找幼儿园，才意识到不再存在的学校提供的低价和低门槛，实际上是多么奢侈的东西；一名试图考研却两度失败的法律系学生，无法适应新家楼下夜宵摊不友好的价格，这使他夜里的学习状态不时陷入烦乱。
这一年中，我几度沿着五环外的远郊行走，大兴，亦庄，通州，顺义……在地图上把地标连成轨迹，大致是一个半圆的形状。未来，它们连接着美好的规划和繁华前景。2020年底，这个城市将完成“美丽村庄”的建设目标，140亿专款统筹治理，25395处安全隐患亟待消除。这意味着此前漫长的时光里，有些自然生长、枝繁叶茂的生活方式，需要告别。在几个记者的相册中，仍然保存着让他们“宛如见证历史”的碎片。即将退租的公寓门前，等待退款的长长的队伍；断水断电，黑暗如隧洞的公寓长廊；内容丰富的“垃圾”，电视、锅碗瓢盆、童车、婚纱甚至流体力学的教科书，黑色和红色的笔迹停止在“一元不稳定流”这个章节。
直接的见证者是游动在这个城市的搬家队。这一年里的某些时刻，他们需要集体驰往某些地方，应付突然爆发的单子，一些长久以来作为人口聚集区而存在的地标消失了。板车、小货车和厢式卡车，拆散带走了人们燕子衔泥般构筑的生活场景。搬家队长王群记得很多这样的画面，体积庞大的搬家车辆排成壮观的队伍，在水泄不通的狭窄马路上发出哀鸣，直到星星陈列在夜空之上。拼车这种并非用于货运的方式，开始通行，争先恐后的情绪下，纠纷容易点燃，也容易在某种集薪取暖的情感中熄灭——“都不容易”。有时仓促间准备不足，打包还可以取材于那种容易在工地捡到的篷布，在待拆的城中村，它们遍地都是。一些缺胳膊断腿的家具，被要求密不透风地包裹起来。还有肌肉线条贲张的男性裸体雕塑，看上去脆弱且价值神秘，令王群不知如何下手，更别提堆满储藏室沉重到不知何种材质灌注的树桩，他紧急叫来四个帮手才能移动它们。岁月的沉淀使这个城市的种种元素混杂在一起，清高和琐碎，精致和粗粝，现在，它们被一同打捞出来。
一个热衷动物保护的大学生志愿者用了近两个月的周末，在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子里，寻找孤独游荡的小动物们。他记得一只橘猫的木球项链，每一颗球都艰难地刻上一个字母，是一个名字的缩写；还有一只中华田园犬的蓝色毛衣，粗糙程度只可能出自手工。它们的主人去了哪里，在这一切的爱和耐心之后？梨园小院众筹的笼子里，小家伙们昼夜喊叫，仿佛在寻找它们失去了的东西。
我在这种集体搬家的波峰时期，造访过4个二手家具市场。在他们眼中，这是十年不遇的好时光，货源流转像冒泡一样快。在马驹桥，朱天海遇到职业生涯中未有的加班，清理家具上异彩纷呈的贴纸，给刻在桌子上的名字和励志格言刷上新漆，打点好送往新家。同时，旧货市场似乎是那样一场混乱后，人们寻找遗失物品最后的希望之地。朱天海记得，有一个潮牌青年，来找某个“白色四斗柜”里的某个东西，就是不说具体在找什么，无功而返的他看上去那么沮丧。朱天海忘记在哪里发现了一叠美元，谨慎地一直把钱放在这儿，很久了，从没有人来找过他。
一年的时光算得上迅速。那些记忆，那些习惯，那些物品，慢慢地消失了，在人们的心里留下空洞，催生文学和艺术的灵感。一个从费家村搬走的画室实习生，用一种压抑的深色调描绘村口的最后一瞬，黑色鸟群掠过天空，让人联想到梵高的名作。一个导演系学生总是梦想憋出一部现实主义剧本，现在素材从天而降，可他还没有开始写。“因为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就真的表达不出来了。”他说。
压坠了青春梦想的天平的，竟是一根根更轻的稻草
这或许是北京这样的城市特有的动人之处。即使在二手市场这类隐含着残旧、被抛弃、被遗忘的地方，也能轻易找到关乎理想的痕迹。乔布斯，是最常见的海报人物，人们把他贴在各种家具上。同样残留在家具上的，还有小贴纸日程表，其中一张的娟秀笔迹大概出自一个女孩，下班之后就是学习英文的时间。鲁迅在书桌上写“早”字的古老情怀被多少年轻人延续，只有翻新家具的师傅才知道。还有，隔壁旧书市场的书堆中，成功学占了大多数，可以想象主人当初怀着何种野心翻开它们，又因为何种缘由丢弃了它们。这是北京曾经可以无限容留的梦想，它们消失了吗？它们现在在哪里？一个网站编辑感觉到，北京的理想和家乡的安逸这种恒温话题，在这一年突然升温。这一类文章能够轻易收获许多情真意切的留言，关联着人们在某些瞬间变得不可测的命运。
黑龙江人林佑平曾因一场火灾，从旧宫搬到新建村，新的火灾更加干脆地让他回了黑龙江。“这是命。”搬家当天，他含混地说。他认为自己一个外地人在北京打拼通关的基本任务已经完结，比如儿子的学费和老人的医药费。这里没有天长地久的时光，没有讲不完的故事。无非是，当命运落到头上的那一刻，每个人的故事讲到哪里，留下多少遗憾，又拥有多少侥幸。
安徽人李润元曾为即将被没收的布料争执无果，这是5位数的损失，意味着一个想要干一番事业的人的起步基础。他不愿回家，负气开向茫茫夜色。车外，是尚未回春的季节冰冷的风；车内，一个男人承认自己流下眼泪。“差一丁点打起来。”他这样形容一次无果的对抗，吓坏了的妻子用力拉住他的胳膊，留下一道淡红色的戒指划痕。
人们回忆那些美好时光是多么意气风发，对现实的困境就会感到多么难以接受。一些人永远无法理解，不懈努力的自己究竟被什么力量抛到了社会边缘。90年代孤身闯京城的李伟营，至今怀念自己英勇的少年气概。五个干兄弟都做了服装厂老板，在屏障如坚壁的生意圈里，他们用头脑和体力换取金钱，也用刀子和灭火器捍卫打下来的“天下”——在服装江湖，这个词有两种解释，实质的地盘意义和虚拟的地位同样重要。摸打滚爬这些年，从童年就拥有的绰号，在大红门区域慢慢有了成功人士的架势。6月，工厂在几番周旋之后，最终关停。他和最后几个铁杆员工酩酊大醉，把一袋钱拍在桌子上。这里不再属于他，酒精呓语全是离别的话。
在关于命运的话题里，北京没有折叠，大老板和小老板被同一波激流冲刷。国展一个产业园的老板在寒风刚刚飘起的季节，把在他的园区租工作室的画家、雕塑家们请来喝茶，讨论如何应付未来。一旦断电，恒温恒湿的机械停止运转，来不及运出的藏品将即刻进入濒死状态，这个损失，他用一句悠长的“唉……”代替了有关数额的答案。几名艺术家拥有骄傲的领域地位，他想请他们帮助发声，但话语权的双刃剑性质与生意人的审慎在头脑里交战。最终，他什么也没有做。天快黑了，他把艺术家们送出大门。
这是一个即使在北京竞技场，也可以挂上“大老板”标签的人。他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领地，这也意味着园区艺术家的一方天地得以保存。比照这里的高额租金，就会感到，身处幸运区，能够拥有这种幸运，在“关键”时刻意味着什么。
这一年里，一些千辛万苦向这个高度攀爬的人们掉在了地上。某美术学院半个班级的毕业生在皮村租了一个大工作室，这一年，他们中的三分之一去了燕郊，余者星散。一位对“画家”这个称谓连连摆手并表示自己这辈子成不了画家的青年说，离开的感觉，就是弥漫着梦想的气氛没有了，生计一下子放在了艺术前面，无论现实中，还是头脑里。当时，皮村那一条被花衣服和长辫子打下标记的搬家队伍，一度在媒体上颇为显眼，提供搬家服务的志愿者车队在那里进进出出。而近在咫尺的三个村子，几乎没有志愿者问津。在搬家市场的供求关系颠倒的月份里，这意味着翻倍的匆忙、疲倦、不知所措。另一个为了不超过400元的房租差价，选择住在邻村的美术生在朋友圈里这样抒发心情：正常，他们有名，他们有范雨素。
在这一年，许多人的理想被现实稀释，也有许多人意识到，每一层现实的难度截然不同。这些困惑，就像鲍勃·迪伦那首歌：答案在风中飘荡，答案只能在风中飘荡。一个青年木工在满屋子的漂亮木雕中间，和我聊起他在北京的孤独战役。噪音和气味使他只能租住远郊平房。正如大部分人不知道木头深处的气味多么浓郁，老家父母也不知道在北京立足过美好生活的儿子，从没拥有过他们想象的那种美好。他租不起皮村这种艺术家抱团、能够启迪灵感、交换资源的地方，开淘宝店推销自己，又绕在差评和退货里面。拆迁的消息似有若无，让他终日惶惶，把这视为最后一根稻草。又一个冬天就这样来到，两个月前，他不在这里了，离开的原因不是拆迁，而是房租：900元的涨幅，是一根更轻的稻草，压坠了青春梦想的天平。
这一年，一些情绪像激起的水花一样一圈一圈扩散，激起无比强烈的情感共识。很多人记得一篇某品牌公寓隔断房被查的爆款文章。其中一条留言来自住在通州五环的郁萌，他的房东另外租住的隔断房没了，要回来住自己的房子，他只有离开。转发这篇文章时，郁萌用了三行菜刀的表情，似乎这样才能把愤怒表达畅快。同样住在通州的程茂心里始终藏着那一天——朋友用力敲她的门，放低嗓音说：“查隔断的。”为这个玩笑，她哭了很久，因为心底的担忧被一个本该理解却并未理解的人，随意地挑破。也是这一年，她和那个曾经一起奋斗的朋友天各一方。这是另一个更加恒久的故事主题：快节奏的生活加速生产和消灭缘分，人们的相遇和分离总是那么偶然。
在寒冷的季节，人们比平时更加渴望温暖。然而，这或许是这个故事真实的另一面：一个知名连锁公寓的管家曾经一个月收到12次举报，越过他的举报更多，指明某些房间可能有隔断需要查一查，并迅速挂断。他觉得这就是来自相识的普通人，“有人想整别人”。
在力量、轨迹、命运这种大词汇的照射之下，光和暗的两面都显得如此清晰。很多人说起志愿者组成车队帮助搬家的温情。深夜仓促搬家的李雨薇说她一辈子都会记得次渠到廊坊的那一段路，窗外是明黄色的雪雾，哭喊的小宝宝一定要志愿者叔叔的领带，那条忘记了归还的领带，她永远也不会丢掉。也有一些人提及回复求助信息的“志愿者”到了目的地突然抛出一个价格，让他们措手不及。一个中年男性提到他需要清空的仓库里146个新年装饰的灯笼，他送了一些给即将分散的邻居，但更多人慕名而至。青云店，一个不知道名字但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谁的老头，十多年保持着五块钱剪一个头的古老价格，而所有邻居总是默契地给他十块钱。现在，他搬到三环之内儿子家，这五块钱他每天都在说，激动的时候伴随老泪纵横，把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说烦了。
这一年几度风雨，让很多人必须试想，他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当初为什么来到北京？在那些极其相似的回答中，包含情感最强烈的一条是：“如果不来北京，我们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北京意味着什么？一些人谈到只有在这样的城市才能获得的可能性。比如，更高的薪水，更明朗的前程，以及一些模糊的东西：自己的孩子日后变成北京人，完成阶层跃升；或者作为家乡人眼中“别人家孩子”的自己，“在北京”这个事实所关乎的面子。编剧王灵雨在一篇文章里，慷慨激昂地描述她如何放弃家乡被轻松安排的高薪工作，一定要在北京“做出点什么”。这一年中某个中宵梦醒的时刻，她说，那些文字是在说服自己，她想回去，但回不去。
北京能够展示的机遇和无限想象，仿佛日本作家星新一笔下的那个洞，人们把疲惫和委屈轻易丢进去，留下纯净的理想世界。王灵雨此前从没想过，她的石头在这一年从洞里飞出来。她搬家到燕郊被扣除押金、现在每天三小时上班晕车天旋地转的故事，在这一年毫不特殊。现在，占据她脑海的不再是规划未来，而是铺垫退路，比如在电话里和母亲一点一滴透露北京的不易和冲击，并淡淡地迎合母亲想让她早日成家的希冀，试着消减独立带着叛逆的人设。来自湖南湘潭的何子昂也是，此前遇到困难，他只找朋友，这一年第一次开口向母亲借钱，并毫不隐讳地回答了母亲的疑虑和追问。终于，他找到了那把盼望的钥匙：别再那么拼了，家里也养得起你。
这一年几度风雨，让很多人必须试想，他们是不是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但人们如何判断，自己能够适应那种生活吗？王灵雨和家乡越来越频繁地通电话，听别人的故事，包括已婚同学下班归途，窗户明亮灯光流露的温情和安全感。也包括工作和生活恢复到正常比例之后，日子里必然会有的琐碎甚至矛盾。最重要的，是收入对标房租房价的悬殊差距中，显而易见的安逸生活。至于那些意味着一眼看到头的无望还是平淡是真，这就无从判断了。
除了金钱和理想，何子昂还有另外一种“感觉”，他三年前在北京被蓄电池烧伤，得到了完美的治疗；“超级不幸”的同一年，他的右腿砸伤，蜂窝织炎，最终也没有留下痕迹。而他从小看到大的一个亲戚幼年烧伤后触目惊心的伤痕，让他产生了一些换位而处的想象，这种想象让他伤感和犹豫。
一些人直到“失去”真正成为可能的时候，才慢慢意识到，他们辛苦维持的东西拥有什么样的分量。何子昂最初的心理建设，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公式：在北京送外卖，和在家乡送外卖，区别只是除去生活成本的收入对比。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滑落到一个接受的边缘。可选择并非如结论那般清楚明白。他会去想四岁的女儿，想她未来在哪里生活，想发小早几年去广州攒下的首付凭什么他做不到。还有，想象如何面对所有目光，潇洒的都市青年无法认同乡土面子的意义，但对这个男人来说，这个重量，他卸不掉。
这一年，我骑着车跟随何子昂和他的兄弟们漂流的日子里，不断重复这种可以同时定义为“简单”和“复杂”的心路历程。“宁肯在北京受气，也不在老家等死。”这句话来自一个被昔年模具手艺锻造出完美肌肉的中年男人，三度在家乡和北京之间折返。他极其细致地描述北京的所有冷漠和不公平，比如一个顾客接下外卖的同时让他把垃圾捎出去，这是“不尊重”，并连续说了9个相同类型的故事。年初，这个男人习惯的挣钱方式和工厂一同消失了，他第一次适应服务业，并在意外丛生的适应期里“和自己较劲”。与他相似，在这一年里，一个又一个消失的行业中迷茫的人，团聚在快递和外卖这两个海纳百川的归处。实际上，这些年它们一直缓慢地发生，只是这一年突然加速。
另一方面，作为某种退路共识的外卖行业，在这一年里，尤其是外环地带，依然连续陷入停滞。一个住在通州土桥的女士为了寻找半个月没送到的手机，到处投诉，并获知这样的投诉已经太多，“往年从来没有过。”负责人极力向她解释眼下情形是多么特殊。那个网点三分之二的人离开了，三分之一的人勉强维持着实际上无法维持的业务，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组长曾经连喝4杯白酒，半是玩笑地劝说小伙子们不要着急辞职，先熬过去。
对于中产更能理解的那种梦想来说，回到家乡，更直接的感受是它们根本无处安放。一个同样被北京房租折磨的记者，回到某南方城市地方晚报的这半年，接受了这些事情：写稿子必须和主任联署，而且主任的名字在前面；帮主任写朋友圈；帮主任的儿子写出国留学的文书；开车送主任去邻市参加和工作无关的应酬……11月初，被一次两次三次刺激终于快崩溃的他，预备好了辞职，说年后就回北京。“你看过史上最牛逼的辞职报告吗？我也要写一篇这样的。”他说，打算把毕生的才华和幽默感放在这里面。
逆境能够让多少人疲惫灰心，就能激发多大的豪情壮志。一个两次考人行两次没考上的青年的隔断房没了，他完全可以另租一间不超过3000的房子，但一退再退的境遇让他怒火冲天，决心卧薪尝胆，租了一个这辈子从没住过的类似作坊的二层楼，睡在这辈子从没睡过的干草编织袋席子上。这个月，他等到了自己的笔试成绩，还是没考上。他把这个结果和过程的仪式感融为一个主题，骄傲地宣布，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李雨薇很快在廊坊找到了新工作。她的工作是会计，那是一个像水一样可以流到任何地方的专业。朝九晚五的晨昏之中，她和新生活融为一体，觉得和往昔“没有什么不一样”。9月，女儿肠扭结住院，她才开始经历每天三角循环的遥远路程，焦急和低沉的情绪中，她第一次感觉北京那么大，公交车永远也开不到头。在车上，她极力描绘这种压迫感，讲起那些搬家和跳槽最终彻底离开的故事，指点着窗外去过哪里又没去过哪里。她说下次要记得带给女儿那条领带，她相信，它会一直保佑她的孩子。 （谷雨实验室，文/ 翰墨林 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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